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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新加坡的双语迷思

── 刘锡通 ──


  众所周知,新加坡内阁资政及前总理李光耀是一手操纵新加坡教育政策的最高领导人,自从李氏担任新加坡总理及内阁资政以来,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可以说是每况愈下,学习华文风气空前萎靡,水平低落,这些现象都是因为他操控一切,一再偏重英文,而将华文边缘化有以致之。

  去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兴致勃勃地与南大校友讨论复办南大之事,许多校友都不寄以厚望。不过,有另一些校友则认为复办南大的可能性并非全无,原因是理工大学校长敢在他就职典礼上,信誓旦旦地向公众宣布说:‘过去新加坡的语文政策是“由华入英”,今后将改变为“由英入华”。’同时纵观世局,华文在国际上的地位确实也愈来愈重要,所以这批校友对争取复办南大计划会表现得比较积极,可是就在交流讨论的过程中,上头老板却突然其来地,将复办计划拦腰立斩,顿时使前述校友的消极疑虑得到印证,腰斩此计划的真正原因,不得而知,任由人家揣测。

  李资政不再通过第三者谈大学之事,自己向报界透露,新加坡准备成立以华文作为第一语文,英文为第二语文的特选小学,在他的《回忆录》里(第252页),他说在这四十年里,一直被这问题纠缠,一直到现在还找不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看来他是已付足心力了。如果说在这长达四十年的岁月里,他处理双语问题真的有作出成绩的话,最让他觉得骄傲地方就是,一面成功的贯彻“英文至上”的计划,一面则成功地将华文教育边缘化。如果说新加坡真有出现过双语并存的局面,那就是出现在殖民地时代,因为那个时代华文教育曾经出现过蓬勃的生机。纵然当时的华文教育也一样没有得到平等的待遇,但英国人还有那份“雅量”,让华人能秉承自力更生,力争上游的传统精神来奋发图强。因此,当年的华文教育即使不能超越英文教育,至少也可说是不分轩轾,反而当殖民地臣民自己当家作主时,权力操控在李氏之手,华文教育就开始凋零萎缩,被摧残到几乎濒临绝境,南洋大学在他手上,也像被送上医院的手术台一样,前后在几个教育报告书的肢解下,送上黄泉路。

  李氏在他的《回忆录》(第250页)说他在一所英文大学毕业后,终于发觉自己的整套价值观是错误的。他也引述尼赫鲁说过的一句话说“他(尼氏)由于母语说得不像英语那样好而哭泣”。对此李氏则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我(李氏)不常哭,……但是这并不表示我(李氏)在这方面的感受不那么深。”可是,事实上在这四十年的岁月里,他在处理母语教育方面的表现,却是一片空白,没有一丝一毫的东西可以证明他对母语的感受真像尼赫鲁那样深。他将孩子送到华校念书,也不见得是因为他对华文有什么感情。从他的《回忆录》里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这种做法,纯粹是出于自己的政治前途的考量,希望在大选时“使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恢复对我(李氏)的尊敬与支持”、“使共产党人不能责骂我(李氏)是个没有文化的中国佬”(《回忆录》第251页)。

  对双语问题,李氏说他“当年很乐观的以为几乎每个人都有效掌握两种语文”,现在却发现只有少数的人有这种能力。他也引述他的朋友林金山的同样经验,冀图使人相信,他过去在处理双语问题出现的错误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他说林氏经常对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他(林氏)的孩子能掌握两种语文,他会更早认识到多数人是没有能力同时掌握好两种语文的,这问题就会更早获得解决。”这些话出自一位高级的新加坡内阁部长的口,真叫人不敢相信。

  首先,我们知道新加坡是一个最讲求选贤举能、讲求绩效的社会。林氏在内阁中服务多年,他(包括李资政)岂有不知在70年代,吴庆瑞国防部长曾经提呈过一份对双语教育研究的报告书?吴氏发现许多接受双语教育的学生,因能力有限,最终对两种语文都学得不好。他也发现在参与军训的学生中出现了一种“异化人”。这种异化人在学习两种语文时都有极大的困难,尤其是去拥抱一种与自己文化根本毫无相关的外语,他们觉得更吃力。由于不能以华英两种语文来沟通,逼得他们非以福建话这方言来交流不可。吴氏当时称这种异化人为“福建兵”。回溯当年,为何新加坡政府没有及时采取积极行动去纠正这种怪现象呢?谁之过?

  其次,林金山即使是孤陋寡闻,作为一位负责任的部长,他也应探山头去打听外面到底是怎样的一幅景象,而不是自我封闭地将自己的孩子作为普世标准,作那无稽之谈。

  李氏又说他的孩子在华校念了10到12年的书,现在主要语文却是英文,因为英语是他的工作语言。他也了解“我们不可能掌握跟中国人同等程度的华文,同样地也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掌握100% 的英文”。可见掌握双语的能力是有主宾之分别的。我们不知道李氏对他的孩子掌握华英语的程度作怎样的评估。如果根据上述李氏了解的语文掌握能力作为评估标准,我们对他孩子的华文及英文程度分别打上70及80分,应该算是合理的。可是李氏的孩子都是天资聪明的人,进入的大学都是世界顶尖的学府,非一般人可以比拟。现在,李氏为了解决双语问题,向“一般人”要求的双语程度分别定位为:掌握80%的英文,60%到70%的华文,这定位恰好是以他的孩子的双语程度为标准。李氏谈话中所提的“一般华族学生”是否真有能力达到其所期望的水平呢?其实以过去的经验来看,只有一些天资特别的学生才能有效地掌握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文。李氏在他的《回忆录》里(第252页)说他“发觉一个人要能有效地运用两种语文,他的智商至少要达到110(三语的话则至少要有125)。”

  既然李氏说:我们不可能像中国人及美国人分别掌握100%的华文与英文,那么能掌握到70%-80%就应该算是精通了或接近精通了。现在叫“一般人”去追求这个目标不等于叫他们去爬梯钩月做一些不可能做到之事?70年代已有“福建兵”作为前车之鉴,现在这种做法岂不是重蹈覆辙?与其叫他们在语文掌握上,两头不到岸,倒不如让他们先搞好自己的母语,扎下牢固的基础,才来努力学好其他语文,反正现在大家都在谈终身学习。

  人们一向来相信英文是国际语文也是科技语文,是创造经济价值不可少的工具。这种看法固然有些事实,但却非全部的事实。例如一些白人国家如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英文对他们来说不是舶来品。它原本就是由它们的宗祖国传来的,同时也受到它们的宗祖国特别照顾,共同联手将英文创造经济价值。但另一些非白人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缅甸以及一些非洲国家,他们也采用了英文为其官方语文。不过,他们却没有白人国家那么幸运。若与白人相比,他们的经济实在是搞得一团糟,最多只能被归类为发展中国家而已。他们何尝不是与上述白人国家一样有能力掌握好英语吗?但经济又为何如此不济?其原因何在?相信大家也应不表而自明。

  反观一些国家如日本、韩国等,他们堂堂正正的用母语,在政治上治国,在法律上司法,在经济领域里以及各种行业里为国家作经济建设,创造出辉煌的经济奇迹,他们有哪一方面会比使用英语国家逊色?尤其是韩国,他们虽曾经过日本的殖民统治,但早已摆脱民地遗孤的心态;既不用英文为第一语文,也不用曾经统治过他们的日本人的语文来治国,傲视那些坚持用殖民地语文的国家。

  李氏最近宣布的双语计划,其功利目标非常的明显,即:“随着中国的崛起,华文越来越重要,新加坡人可能因为商业理由、经济理由,或旅游业缘故,需要掌握更高的华文水平。”其做法也正符合西谚说的“那里的草原长得更青翠就往那里去”的游牧心态。只有一点不同的是以前是牲畜游牧者的心态,现在则是资本游牧者的心态。但双双都不会以一个固定的地方安身立命,也不会只对一个固定的地方有归宿感,更不会有保卫一个固定地方的坚持,更遑论有“立身草泽,胸怀家国”的情怀。这正是为什么李氏会在几年前发出“如果没有了南大精神,新加坡就麻烦了”的感叹的原因。新加坡领导人的高度功利思维,不管是偏向西方或偏向中国都像四面堵着围墙,看到的只是金钱财富,便看不到精神财富,也看不到普世的母语人权价值。

  今天李氏说“新加坡政府将尽量营造一个使用华文的环境,让华文成为在课室以外实际应用的语文。”李氏是否暗示华文也会在国会、法庭、商业、金融机构及各种专业领域里应用呢?以前华文之所以会被眨低,原因就是李氏没有打算给华文在这些领域里占有空间,逼得群众非用英语不可,这才能保证他的政治优势。

  尼赫鲁会因为母语说得不像英语那样好而哭泣,日本与韩国人会以使用自己母语比英语好而傲视全球。那么,新加坡呢?

(编者按):原文分上、下篇于2004年10月26及27日在《星洲日报》言路版刊登。承作者及有关校友协助,转载本网页,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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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19日首版 Created on January 19, 2005
2005年1月19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January 19,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