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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赓武的忠心与无知

石头山人


以下是 2015年11月14日《新加坡文献馆》的评论文章:

王赓武(1930-)说,他自己不是华人;李光耀(1923-2015)从来不说自己是华人。他们有共同的意识。

李光耀是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之后,跟蒋介石(1887-1975)、皮诺切特(Augusto José Ramón Pinochet Ugarte, 1915-2006)、苏哈托(Suharto, 1921-2008)走在同一条路上的同志。

王赓武一生忠於李光耀,至死不渝(见《王赓武报告书的关键问题》)。

李光耀生於峇峇人的家庭,从小说马来语。虽有华人血统,但不懂华人语言,从不认同华人身份。他一上台掌权之后,就跟苏哈托一样,百般迫害华人,关闭所有华人办的学校,改为英文学校,推行同化华人的政策,要所有华人都变成像他一样的英化峇峇人,务必“脱中去华”。王赓武完全支持李光耀的政策。

王赓武和李光耀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同谋关闭南洋大学。这足以让他们名扬千秋万代。

一 从南洋说起

1980年,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后,更进一步要把云南园毁屍灭迹,砍伐园中的全部相思树,还把花园中的八角亭全都铲除。

云南园中的相思树是当初建校时栽种的,有一些可能是建校之前就已在原地生长的。山脚山腰,相思树日渐高大成荫,因而有“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的诗句。相思树是最能代表云南园的风景树。把这些相思树砍掉,用意就在於毁灭云南园。

八角亭在花园中极富诗意。八角亭、相思树、图书馆所在的红楼,校门口的牌坊,是南洋大学最为人知的景物。

李光耀本想把牌坊也拆除,可是当时承包商中没人敢接这项工作,牌坊才得以保留,只是牌坊上的校名和年份被拆除了。为了报复没人拆除牌坊,他把连接牌坊和校园的路切断,建组屋,让牌坊孤零零立在马路边,羞辱南大和创办南大的先贤。

随后,逐渐把文学院、商学院、礼堂拆除,使云南园面目全非。礼堂是陈六使先生送给南大的最后一件礼物,李光耀非得拆除不可。在拆除礼堂后,李光耀对他的华文老师说:“因为礼堂没有冷气设备,也不能安装冷气设备,所以只好拆除。”他把老师当三岁小孩子。这就是他的尊师之道。

王赓武没有直接参与毁灭云南园的恶行。他另有主意。他想把“南洋”这个名称也铲除掉。他向他的门徒宣传,“南洋”的意思是“南方的海洋”,含义不明确,是中国人用的,言外之意是新加坡人不可以跟着中国人用,“东南亚”才是官方与国际用语。

王赓武的门徒李元瑾把师父的话当圣旨,看到别人用“南洋”就横加指责,还发电邮说三道四,俨然一副专家的样子。问她为什麽“南洋”这个名称不可以用,却又答不上来,十分无知。

李元瑾的门徒也跟着起哄,说“南洋美术学院”、“南洋理工学院”、“南洋理工大学”等等,名称用“南洋”,都“很有问题”。

李元瑾的无知,可以不论。她只是王赓武的应声虫,不学无术,无足轻重,但王赓武的无知则必须斥责,因为他是始作俑者,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曲解“南洋”,别生义理以欺天下。他只是为了向李光耀宣示效忠。

表面看来,王赓武是在说明“东南亚”比“南洋”更加通用,所以应用“东南亚”来代替“南洋”,实际他是想帮助李光耀彻底铲除南洋大学。

王赓武想铲除“南洋”的动机纯出於政治,无关学术。他对地名的语言学意义一无所知。他虽标榜“历史学者”,而对地名的历史渊源也一无所知。他对方位地名的语法结构更是一无所知。

人天生而无知,不是罪过,以无知为有知,妄图欺骗天下人,以达到政治目的,便是罪过。

王赓武所开启的祸端,还引起“南洋华侨中学”的改名争议。华中校友会中有人想拍马屁领赏,按照王赓武的曲解,提议把“南洋华侨中学”改名“华中学院”。这样,就可以把“南洋华侨”四个字去掉。“华中学院”这样的名称十分荒谬。“华中”是“华侨中学”的简称,“华中学院”的全名变成“华侨中学学院”,完全不合逻辑。幸亏校友会中有明理人反对,“南洋华侨中学”才免於无妄之灾。

二 地名的语言学意义

语言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我们所看到的和我们所说的紧密相连。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语言又和我们的文化紧密相连,相互影响。

我们借助语言认识世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反映在语言一个一个的词语中。

地名传达出我们双脚站在何处,我们双眼望向何方。地方的名称反映我们对地方的认识。

我们学习一种语言时,必须接受该种语言中一个一个的词语,不能任意褒贬和排斥。比如一个中国人学法语和法文时,就只能接受法语和法文中的词语,不能任意褒贬和排斥任何一个。

“南洋”说出来是“中国语(华语)”,写出来是“中国文(华文)”。任何人学习“中国语(华语)”和“中国文(华文)”都只能接受“南洋”这个名称,而不能任意褒贬和排斥。王赓武既然自认不是华人(中国人),那麽,“中国语(华语)”和“中国文(华文)”在他是外国语和外国文,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相对于华人(中国人),王赓武是外族人。他无权任意褒贬和排斥华人(中国人)语文中所用的任何一个词语,就像中国人不能任意褒贬和排斥法语和法文中的任何一个词语一样。

王赓武要铲除“南洋”的两个理由是:其一,“南洋”的意思是“南方的海洋”,含义不明确;其二,“南洋”是中国人用的,新加一个词语一样。王赓武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想铲除“南洋”一词,全无学术道德,也十分无知。

地名的起源,一般都是随意的,没有明确的含义,跟科学的命名不一样。

由於地方的名称反映我们对地方的认识。因此,命名时必定以命名的人双脚所站的地方为本位。方位地名更是如此。没有本位便没有方位。

“南洋”是以中国人为本位来命名的。说“南洋”不可以用,那麽,“北洋”可以用吗?

如果“南洋”和“北洋”都不可以用,那麽,“东洋”和“西洋”可以用吗?

东洋、西洋、南洋、北洋,构成一组地名。这组地名反映出中国人(华人)对世界的认识。中国人(华人)对世界的认识即反映在这一组词语中。这样的认识又存在于中国文化。接受中国文化的日本人,到今天还用“东洋”来指日本本土。王赓武显然对此一无所知。

在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海峡,英国人叫做 English Channel。这是以英格兰为本位来命名的。法国人叫做 la Manche,意思是“袖子”。因为这条海峡的南边较宽,北边较窄,像一条长长的袖子,因而得名。“袖子”这海峡名称是以法国为本位的,非常随意,只是个比喻,没有明确的含义,就像“南方的海洋”一样。

地名在初起时,虽然没有明确的含义,但在用开来之后,约定俗成,便有明确的含义了。“南洋”和“袖子”便都如此。

由於世界上懂英文的人多,懂法文的人少,la Manche 就不如 English Channel 通行。按照王赓武的逻辑,是不是 English Channel 这个名称较通行,所以法国人的名称 la Manche 就得废除呢?

中国人把这条海峡名为“英法海峡”。这个名称对两边都一样。按照王赓武的逻辑,是不是“英法海峡”这个名称不通行,也必须废除呢?

英国北部的海,英国人叫做 North Sea(北海)。这海的东边和南边还有别的国家,在不同国家的语文中各有不同的名称。德国人叫这个海做 Oceanum Germanicum(日尔曼洋)或 Mare Germanicum(日尔曼海),丹麦人叫做 Vesterhavet(西洋)。

这几个名称中,North Sea 较通行。按照王赓武的逻辑,是不是只能用 North Sea 这个名称,其它的名称都得废除呢?这 North Sea 和中国的“北海”正好同名。中国的“北海”和“南海”相对,另外还有“东海”和“西海”。东海、西海、南海、北海也是一组名称,反映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如果“南洋”得废除,“南海”是不是也得废除呢?如果“南海”得废除,北海、东海、西海是不是都得废除呢?王赓武对地名的语言学意义,一无所知。

王赓武最应该做的是,帮助李光耀发明一种“新加坡语”和“新加坡文”。这样,他就可以在这种新发明的语文中完全排斥“南洋”,别人不能非议。

辜汤生(1857-1928,字鸿铭)是槟城的峇峇人,有葡萄牙人与马来人血统,生於清末咸丰七年,学贯中西。1915年任教於北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他概括自己“一生四洋”,即“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这话不仅反映他一生的经历,也反映他对世界的认识。

“东南亚”译自英文 South East Asia,初起时也没有明确的含义。随着现代地理学知识的普及,“东南亚”成为通用的名称,相当於原本的“南洋”。这两个地名都各有演变,只是大致相当,并不完全一样,即使一样,也尽可以并存,就像一个人有两个名字一样。一个地方或一个人有两个名字是十分平常的事。英国人从未要求铲除“南洋”,也从未要求关闭“南洋大学”。

王赓武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华人(中国人)。他不仅帮助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还想进一步铲除“南洋”这个名称,彻底铲除南洋大学。这纯粹出於政治动机,无关学术。

Near East(近东)、Middle East(中东)、Far East(远东),这三个地名都是英国人用的,以英国为本位,“近”、“中”、“远”都是对英国来说的。

王赓武既然认为“南洋”是中国人用的,必须废除,那麽,“近东、中东、远东”这三个地名是英国人用的,不是新加坡人发明的,也必须废除吗?要是不必废除,那又是什麽理由呢?

新加坡的地名中,由英国人命名的指不胜屈。英国人是外来的侵略者,与海盗无异。新加坡的地名中跟英国有关的都得废除吗?要是不必废除,那又是什麽理由呢?

有一件事王赓武或许并不知道。当初,筹画“南洋理工学院”的人在受命时,李光耀给他三个校址,让他选择。他选了云南园。他选云南园,并不是因为他爱南洋大学,而是因为云南园太美丽。李光耀对他说,“你得保留南洋这个名称。”李光耀要他在校名中保留“南洋”,也并不是因为他爱南洋大学,而是为了选票。王赓武要铲除“南洋”,真是拍马屁拍过了头,枉做小人了。世事往往就是这麽可笑。

三 方位地名的语法结构

王赓武对方位地名的语法结构也一无所知。

王赓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虽然这个题目不很明确,但并无语法错误。他把这个题目翻译为《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便有语法错误了。如果这是别人的翻译,也必经王赓武过目,得他同意。

把 North China 译为“北方中国”,不合中文文法。虽然王赓武不是华人(中国人),但既然要写华文(中文),便须先努力学好,不能只跟着李光耀“讲华语”。

按照英文的习惯,North 用在地名,包含两种情形:

一种是指南北相对的两个地方中的北方那个,例如:纽西兰南北相对的两个大岛名为 North Island 和 South Island,“北岛”和“南岛”。这里的“岛”有两个,南北相对。

一种是指在一个地方中的北部地区,例如:North London,指“伦敦北部”,相对的便是 South London,“伦敦南部”。这里的“伦敦”只有一个,方位则是南北两个。同样的情形还有 East London 和 West London,“伦敦东部”和“伦敦西部”。

这两种用法,英文的语序相同,表面看来没有什麽区别。但在中文,则语序有别。

在中文的方位地名中,第一种情形,中文与英文语序相同,都是方位词在前,整体地方名或通名在后。因此,North Island 和 South Island 可以直译为“北岛”和“南岛”。“北洋”和“南洋”的语序即属於这一类。

第二种情形,中文与英文语序相反,方位词在后,整体地方名或通名在前,例如:“湖南”和“湖北”。这里的“湖”只是一个,即“洞庭湖”。“山东”和“山西”的“山”是同一座山,即“太行山”。如果把语序颠倒过来,说成“南湖”和“北湖”,那是两个湖;“东山”和“西山”,是两座山。语序不同,则意义不同。

North China 是“中国北方”或“中国北部”。相对的 South China 是“中国南方”或“中国南部”。这里的“中国”只是一个。另一个说法是“华北”和“华南”。“华”就是“中国”。把语序颠倒过来直译作“北方中国”和“南方中国”,或“北中国”和“南中国”,那就是两个中国了。

同样的道理,“华东”、“华西”、“华南”、“华北”,指的是同一个“华”;如果改成“东华”、“西华”、“南华”、“北华”,那就是四个“华”了。这情形就跟“东京”、“西京”、“南京”、“北京”是四个“京”一样,也跟“东洋”、“西洋”、“南洋”、“北洋”是四个“洋”一样。

新加坡有两条以方位命名的路:North Bridge Road 和 South Bridge Road。前人译为“桥北路”和“桥南路”。这译名符合中文文法。这两条路的分界是“爱琴桥”(Elgin Bridge)。如果以王赓武的华文程度直译为“北桥路”和“南桥路”,那麽,“北桥”和“南桥”就变成两座桥了。

王赓武对华文文法一无所知。他出身英文学校,中文程度低是很自然的事。中文程度低也不足为怪,但以自己的无知去误导别人,便是罪恶。

四 王赓武说他不是华人

1994年12月,离开1997年香港回归还有两年半左右,王赓武还在香港大学当校长,他主办一个研讨会:“五十年(1945—1994)海外华人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演讲。讲题是:《移民地位的提升: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

王赓武早已决定在1997年之前逃离香港,回到老朋友李光耀身边,在李光耀的卵翼之下生活。

他主办这次研讨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会上讲话,正式公开宣布自己“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他显然是为了逢迎李光耀,宣示忠心,支持李光耀同化华人的政策。为回归李光耀身边做准备。

王赓武出生在华人家庭。他小时候,父母亲大概告诉他是华人吧?但成人后,他效忠李光耀,不想做华侨,也不想做华人,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与人无尤。

韩愈《原道》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於中国,则中国之。”这话的意思是:中国人用夷人的礼节,就做夷人;夷人到中国,用中国人的礼节,就做中国人。

在中国历史上,由於社会种种变迁,移民做外国人的不胜其数。抗日战争时期,不做中国人,改做日本人的也不少。其中最为人知的是汪精卫。

李光耀生而是峇峇人,不认同华人,这在他是理所当然的事。李光耀在二战期间,也曾宣誓效忠日本天皇,做日本人。日本战败,他又效忠英国,做英国人。大英帝国衰落,英国人撤回老家,李光耀随机应变,效忠美国,做美国人。他没有固定的民族身份。

王赓武宣称自己不是华人,也只是跟李光耀一样,不足为怪。王赓武是不是华人,他自己可以决定,别人不能非议,但是,王赓武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替所有新加坡华人决定,他们都不是华人,便是罪恶。王赓武凭什麽这麽做?这不仅无知,不道德,更是霸道。他的心态和作风都跟李光耀一样。

五 民族身份

王赓武的讲题“移民地位的提升: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概念不清,思维混乱。

一个人的“地位”是不是提升了,是政治问题,是不是“华侨”和“华人”,是文化人类学问题。这两个范畴虽然也有些关系,但并不是一回事,王赓武却混为一谈。他当时六十四岁,年龄并不很大,应该不是年龄造成概念不清,思维混乱,而是因为他急着向李光耀宣示效忠所致。

新加坡原本是个荒岛。岛上的居民全都是外来移民。王赓武说,移民地位提升了,华人不是华人。那麽,马来人也不是马来人吗?印度人也不是印度人吗?

一个没有良知的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什麽话都说得出,什麽事都做得出。

一个人的民族身份是由心理认同感来决定的,不是由官僚政客决定的。这认同感来自自身的文化背景。影响认同感的主要文化因素是:语言(母语)、宗教、习俗等。

个人的身份认同,凝聚在一起,便形成民族的身份认同。传承同一种文化的人,组成一个民族;同一个民族的人,彼此有亲切感,对自己的文化有自豪感,对民族的命运有共同的忧患意识。

一个人是不是华人,就由他对华人的语言(母语)、宗教、习俗等有没有认同感而定,跟政治地位是不是提升了没有直接的关系。

华人的民族身份不是由政客决定的,不是由李光耀和王赓武决定的,更不是由王赓武一个人说了算。

加拿大魁北克的法兰西人,并没有因为政治地位提升了,而失去法兰西民族身份。

苏格兰人和北爱尔兰人,并没有因为政治地位提升了,而失去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民族身份。

加泰罗尼亚人,也并没有因为政治地位提升了,而失去加泰罗尼亚民族身份。

希伯来人的后裔,在以色列立国之前,散居世界各地,由於人口少,是弱势民族,被寄居地的强势民族所同化,接受强势民族的语言。他们的母语原是希伯来语,在日常口语中逐渐消失了。书面语幸得犹太教而保存在经典中。希伯来祖先留下的习俗,也幸有犹太教而得以保存。宗教和习俗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根源。

19世纪后半叶,犹太人决心复活希伯来语。为了犹太民族的存在和复兴,犹太人必须复活希伯来语。母语是民族的灵魂。

1918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创立希伯来大学,1925年正式落成。希伯来大学是犹太民族文化复兴的象徵。

1948年,以色列建国,希伯来语成为官方的语言。灭亡了两千年的希伯来语,依靠宗教和习俗产生的民族凝聚力,得以复活,成为世界语言史上的奇迹。以色列建国,有了自己的家园,母语、宗教、习俗齐备,犹太人的民族身份得以重铸。

南洋大学就像希伯来大学一样,是南洋华人维护民族文化的象徵。南洋华人创办南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华人的语言文化受到外力压迫,为维护民族文化而掀起建设南大运动。

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对民族身份认同有极大的作用。南洋大学就是为了维护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而创立的。

希伯来大学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成长,日渐壮大。南洋大学环境的艰难十倍百倍于希伯来大学。从1956年开学到1980年被李光耀和王赓武合谋关闭,前后只存在了25年。

不同民族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语言文化间的接触交流乃至於融合,在所难免。此种交流与融合须顺其自然。如用政策施压,强行同化,必引起抵制和反抗。日本人占领朝鲜和台湾后,强行实施同化政策,便引起朝鲜人和台湾人的抵制和反抗。

新加坡的峇峇人,原本为数不多,但借助英文教育,使到人数大大增加。

1959年,李光耀得英国人扶持,掌握政权,强力推行同化华人的政策,首要的目标便是消灭华人的教育,进而消灭华人的母语,使所有华人都变成以英语为实际母语的峇峇人。

新加坡的峇峇人(如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华人(如陈六使)之间,最大的分歧便在於母语。峇峇人的母语是峇峇马来话,因受英文教育,母语逐渐改为英语;华人的母语是各种方言。华人之受英文教育者,亦不放弃母语方言。

传承民族文化须靠母语。因此,母语不同于华人的峇峇人,文化价值观自然也不同。融洽相处,互相尊重,社会才能和谐。如果不能融洽相处,便自然会产生冲突。

李光耀用强硬的同化手段,先消灭华人的学校,破坏民族身份认同的传播系统,再消灭母语方言,达到同化华人的目的。

民族认同感在受到外来的压力时,往往变得更加强烈。李光耀掌权后,对受华文教育的新加坡华人,百般迫害,歧视排斥。王赓武说新加坡华人的“移民地位提升”,完全是颠倒是非黑白,罔顾历史事实。

如果说,华人获得公民权便是“移民地位提升”,失去民族身份,那也是瞎说。

陈六使(1897-1972)和林连玉(1901-1985)是领导星马两地华人争取公民权的领袖。他们也都获得公民权,可是,他们因为维护民族教育,公民权都被褫夺。林连玉还为此坐牢。王赓武不会不知道,他只是故意罔顾历史事实而已。

南洋大学是在华人的语言文化受到外力压迫时创办的。初创时,李光耀还没掌权,创立后不久,李光耀上台,对南洋大学的迫害不断。

1965年,李光耀强力执行《王赓武报告书》,军警进入校园逮捕反对的学生,导致学生绝食抗议,罢课39天。王赓武如今已是风烛残年,仍然不知忏悔。

1980年,李光耀借助《王赓武报告书》,关闭南洋大学,同化华人的运动宣告成功。也就在这一年,李光耀推行消灭华人母语方言运动,名为“讲华语运动”,只要求“讲华语”,不必“写华文”。

1980年以后出世的年轻人,实际的母语一般是英语。这就是李光耀和《王赓武报告书》的目标。

然而,尽管同化的压力日大,不愿受同化的华人从不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这些人就是每一次大选时,投反对票的人。

王赓武说:

在新加坡实际上也没有华侨,因为新加坡80%的人是华裔,他们现在都是新加坡人,因而根本不需要华人这一术语。

这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听起来,更像是李光耀说的。照王赓武的意思,新加坡的华人都跟他一样,数典忘祖,不认自己是华人了。他这是在支持李光耀的同化政策,为李光耀说话。

王赓武尽可以说他自己不是华人,可是新加坡华人的民族身份,由华人自己的心理认同感来决定,不是由王赓武来决定的。王赓武凭什麽独断新加坡的华人都不是华人?

1965年,李光耀学武则天,创造了一个新字 Singaporean。这就是王赓武所说的“新加坡人”。李光耀希望所有华人在被同化之后,都变成峇峇人,以英语为实际母语,统统叫做 Singaporean。他幻想这个字可以像 Korean、American 一样被全世界所接受,至少可以像 Malaysian 和 Indonesian 一样被接受。可是,他无法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解说 Singaporean 的文化特徵是什麽,Singaporean 的生理特徵又是什麽,Singaporean 如何有别於其他民族。Singaporean 始终无法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民族类别。在英国人、美国人眼中,“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 Singaporean 也只是“Chinese”。

王赓武又说:

使用“华侨华人”这样的术语来包括所有中国之外之华人,就意味着一种不可阻挡的扩张和伸展势力的警报。

这是王赓武发自内心的话。他这也是在帮李光耀说的,为他日回归李光耀身边打算。

“华侨”也罢,“华人”也罢,这是千百年来在用的名称,纯粹是文化人类学的词语,何以继续用就会变成“一种不可阻挡的扩张和伸展势力的警报”?王赓武显然是在帮李光耀“脱中去华”,故意危言耸听,含血喷人。

2015年4月16日,香港《苹果日报》刊登王赓武接受记者访问时说(见《王赓武:香港不需要李光耀》):

这个社会百分之七十五是华人,外面两边都是马来族不同宗教,不同语言,而且非常妒忌华人的经济力量,再加上冷战时期,从他们看,华人多半是共产党,中国是共产党,冷战令整个共产党南移过来,反共产党的人,对这个华人的看法是双重的,一方是恨你华人,不同的文化不同经济力量,再一方面是共产党,危险不危险?客观的讲,危险不危险?当时是如此,我有这感觉,我在吉隆玻就有这感觉,我知道马来朋友们一看你们中国人、华人,很可能是共产党、不然就是发财的资本家,对我们都有经济危机,所以这种矛盾不是很危险吗?

王赓武这番话是在李光耀死后说的。对比他在1994年拍马屁时说的话,前后不一。他这里说“这个社会百分之七十五是华人”,1994年的时候,他明明白白说“新加坡80%的人是华裔,他们现在都是新加坡人,因而根本不需要华人这一术语。”真是自打嘴巴。

他回想在吉隆玻时又说:“我知道马来朋友们一看你们中国人、华人,很可能是共产党、不然就是发财的资本家”。他突然又变成“中国人、华人”了。无论他是在吉隆玻还是在新加坡,他都是同一个人。他在新加坡不是华人,在吉隆玻也不会是华人。是他八十五岁时比六十四岁时,头脑更清楚吗?

再说,王赓武既然已经自认不是华人,为什麽还感到“危险”呢?

2015年6月7日,《联合早报》刊登王赓武的专论《中国的崛起与新加坡华人困境》,题目又用“新加坡华人”。他20年前明明白白说“新加坡80%的人是华裔,他们现在都是新加坡人,因而根本不需要华人这一术语。”20年后又变出“新加坡华人”来。他跟李光耀一样,非常不诚实,翻云覆雨,说变就变,而且前言不搭后语,爱自打嘴巴。

1986年,王赓武接受香港大学学生访问时,自打嘴巴;1994年演讲时,又自打嘴巴;2015年接受记者访问时,再自打嘴巴;自己写专论,没有压力,还是自打嘴巴。自打嘴巴已成为王赓武一生的生活习惯。

回看历史上的独夫民贼,无恶不作,害人如麻,到头来都遭天谴,祸延子孙。其助纣为虐者,亦不能例外。为免恶报,唯有以史为鉴,放下屠刀,面壁忏悔,回头才是岸。



自强不息 力争上游

2015年11月14日首版 Created on November 14 2015
2015年11月14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November 14,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