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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校史 第十二章
发展计划与困阻

余山农


一、发展计划 (一)校园建设计划 (二)陈六使的十年建校计划 (三)庄竹林的发展计划
二、第一届毕业生 (一)庄竹林就任校长与新计划 (二)南大前途在毕业生肩膀上 (三)承认与歧视
三、中学改制与南大前景 (一)中学改制与关闭南大 (二)关闭华校中学的三个步骤:
   改制、改语、兼并
(三)初级学院:
   断绝南大生源
四、暴政祸害 (一)星马分合华人遭难 (二)血洗云南园
 1、血洗前夕的中国血统
 2、首犯云南园(59年10月12日)
 3、再犯云南园(63年2月2日)
 4、三犯云南园(63年9月26日)
 5、四犯云南园(63年12月27日)
 6、五犯云南园(64年6月27日)
 7、六犯云南园(65年11月22日)
 8、七犯云南园(66年11月17日)
(三)无道之世
五、控制理事会 (一)南大问题 (二)改革谈判 (三)完全控制

5、四犯云南园(63年12月27日)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廿七日,李光耀再派军警,第四次侵犯云南园,以逮捕师生职员,但没逮到人,无功而返。

南大学生会发表声明,讲述详情(见《针对军警三度渎犯大学自主权声明》,刊于《南洋大学学生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常年工作报告及其他》90页):

今日(廿七日)凌晨,大队军警(约20辆警车)又再度公然渎犯南洋大学庄严学府,肆意干扰教授,职员,同学之安宁假期生活,并采取粗暴,强盗式的击破门窗而入的方式,意图再行逮捕教授,职员及同学,当逮捕行动一无所获时,满载特务之车辆又在同学宿舍周围逡巡,进行挑衅至五时馀始满脸淫威而离去。

从最近立法议会之辩论,政府部长们不断对南大的种种造谣与诬蔑中,我们已意识到这不会是没有用意的。这不过是制造进一步进攻南大,逮捕敢于捍卫南大的董,教,学的藉口而已。我们谨向中央政府及李光耀政府提出警告:一年三度的向神圣学府的渎犯,把南大当作军警的靶场,训练营地这严重局面所带来的恶果中央政府及李光耀政府要负全部责任。

对于政府的三度渎犯大学安宁及意图逮补师生的行径,我们提出强烈的抗议,并吁请各界人士严密关注政府的三番四次的强盗式破坏大学自主与安宁的行径将引至的严重恶果。

一年之内,三次派军警入侵云南园,这不仅是霸道,而且是无道的行径。在六十年代的世界,只有李光耀和苏哈多才如此野蛮无耻。

回看这段历史,在东盟之内,只有李光耀和苏哈多相互勾结,意图主导东盟的外交方向。苏哈多一倒台,印尼的领导人,无一愿与李光耀相勾结。这是李光耀多年亲美而反睦邻政策的结果。

由于逮捕不到人,李光耀的军警随时都会再来。

6、五犯云南园(64年6月27日)

(1)改组南大

李光耀炮制《魏雅聆报告书》后,立即以资助与承认学位为筹码着手改组南大,并成立联络委员会,由政府代表及南大理事会代表组成。谈判一直都无法达至协议。冷藏行动期间,暂停谈判。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李光耀派大批军警第三次侵犯云南园,血腥镇压南大学生。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冷藏行动八个月后,政府代表及南大理事会代表恢复谈判。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学生会致函南大理事会,阐明对谈判的看法,坚持保卫南大之纯洁性,终止不利于南大之谈商(见《致南大理事会函》,刊于《南洋大学学生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常年工作报告及其他》74页):

南大学生会愿意在此提出我们对此次会谈的看法,首先我们要指出,政府口口声声、坚持要以魏雅龄报告书改组南大既违背南大创办的宗旨,也违背了南大作为一间民办大学和民族大学的性质。

抑有进者,乃此报告书发表距今近四年,其间南大有了长足的进展,许多原有的缺点已被纠正,目前南大校政、教职员、学生、课程等方面,已非昔比,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南大问题的谈判不应涉及改组问题,魏雅龄报告书所提出的改组范围和程序,已经远远脱离了南大实际情况,如欲强行改组,则无疑削足适履,其危害性可想而知。

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倘有诚意解决问题的话,就必须放弃它对南大创办人、学生、教职员的传统性偏见,履行其应尽的责任,无条件资助南大,承认南大学位,尊重大学自主权及学术自由权,否则,南大必须坚守一贯立场,继续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紧紧依靠星马各阶层热爱民族教育人士,努力促进南大向上向善发展。

此次谈商政府又提出要增加其在理事会中之代表席位,此乃政府阴谋控制南大之步骤,充分暴露其有意进行修改南洋大学法,以达改变南大民族大学之性质。倘若接受此种建议则无疑肯定南洋大学法得随时随意进行修改,此对南大今后之发展设下重大障碍,政府将因此顺利的全盘控制南大。

学生会的看法十分明确,也十分正确,但以当时的情形看来,李光耀控制南大理事会,并进而控制南大,已无法避免。这一来因为陈六使先生已离开理事会,二来因为南大面对财政与学位承认的压力。

这种情形就跟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所面对的情形一样,但中学问题较易于解决,在林连玉先生的领导下,办独立中学,不受政府津贴,也不受政府干预。李光耀的残暴本性,绝不会允许南大独立发展。理事会面对极大的压力,结果便是李光耀一步一步控制南大,最终关闭。

(2)绝食抗争

一九六四年六月六日,双方达至协议,并发表《新加坡政府和南大理事会的联合声明》。李光耀正式控制南大理事会。

三个星期后,一九六四年六月廿七日,李光耀再派军警,第五次侵犯云南园,逮捕学生。

署名庞官谪校友的《绝食侧记》一文中有详细记录(刊于南大站):

睡梦中传来了长啸,好像又夹着夜半歌声。隔房的同学已经惊醒,学生楼灯光通亮,外面有了车声和跑步声,空气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传闻已久的事,终于到来了。天快亮时,政治部人员已经检查到我们的宿舍。房外的同学,人流如潮水。这是三千军警进入云南校园搜捕大学生的历史日子。

军警退出校园后,学生会传达了绝食抗议的号召。大家心情沉重,也不理会很快就会结束的推断,就在学生楼里展开绝食抗议。空着肚子,坐卧了一个晚上。一些贫苦学生,挨饿一两天,可以从容顶住。对于一些家境较宽裕的学生来说,绝食可不是玩艺。有一两个女生,支持不住,晕了过去。

绝食当天,学生会主席团一员的家长来到学生楼,要他的孩子回家,双方说服不了对方,家长通过播音机叫唤了好多回,最后孩子还是留下和大家一起绝食。为了耐久坚持,大家虽然近在身旁,却不能言语。绝食是沉默的抗议,一切愤慨,都要化成无尽的沉默。据说,有些团体曾到学生楼慰问,也许是同样的理由,没有惊动大家。

在沉默的时刻里,大学理事代主席刘玉水,从北马专程赶到学生楼。刘玉水代主席,用福建话告诉学生,愿为学生据理力争,劝导学生停止绝食。绝食抗议,也就在短暂的两天内,宣告结束。一星期过后,报章上刊出刘玉水辞去所担任大学理事一切职务的消息。与学生一样,在缺乏民主自由的环境底下,办事总是力不从心。

绝食过后,遇见一位素不曾相识的教师。他认为大学校园远离市区,报章又不会报导大学发生的事件,万一有生命危险事故,很可能枪救不及。出于真诚,他劝导学生不好再有绝食的行动。

逮捕学生的风声,早已传遍校园。当时流传着一种对策:紧急时换房躲避。军警进入校园时,学生会主席团的一个成员,探问换房不得要领,临急冲出宿舍。可是大军已到,无路可跑,只好躲到楼梯底下,不幸被捕。这次围捕,政治部人员搜查所有的宿舍,假如换房成功,仍旧要束手就劫。学生的想法,比照动员三千军警的策划,真是天真无知。但是,学生爱护母校,出自一片真心,心底里尽是为母校牺牲的打算。躲避逮捕,不幸被捕,甚至发表声明“悔过”而毁弃个人一生的志气,全都为了一间南洋民众创办的大学。

南大的历史,多灾多难,南大学生会的领袖始终挺身捍卫南大,牺牲重大,这次被逮捕的学生共三十九名。李光耀在南大的历史上留下斑斑血迹。

《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第十七篇(刊于2000年12月23日《南洋商报》)中也记录了这次事件:

1964年6月,南大理事会正式与新加坡政府签订协议,南大主权自此断送。同月27日,联邦警察后备队进驻云南园进行大逮捕。被捕学生领袖包括学生会副主席林春顺、陈俊雄、林金槟、秘书长蓝炽群、财政翁鸿平、组织主任卢金雄、外交主任林蔚成、福利主任刘发权、康乐主任古希珠、执行秘书王锦发等共54名,学生会也同时遭到封禁的命运。

事后,副校长庄竹林博士和文学院院长严元章博士被迫辞职,校方组成“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接管行政工作,并奉命开除上百名在籍学生。7月19日,两千多名南大学生在大小坡进行和平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同学以及收回开除学籍成命,其后集中福建会馆举行抗议大会,但却受到镇暴警察的干预。

第2天,大学生齐集学生楼绝食抗议,左翼工团、校友会漏夜组团上山慰问与支持。第3天,前南大理事会副主席刘玉水自槟赶到,力劝学生取消绝食行动,抗议行动告一段落。

一九六三和六四这两年,南大受李光耀的逼害最严重。学生的牺牲也最大。尽管南大学生奋勇捍卫南大,但毕竟寡不敌众,何况李光耀手中有枪炮,有军警。

(3)血迹斑斑

一九六四年是南大历史的分水岭。李光耀在这一年逼害最多学生,并关闭学生会,试图禁绝南大学生的声音。至此,他已完全控制南大,随后顺利改为英文大学,关闭南大校门。

《政治风暴中的南洋大学》一文中简要总结这一年发生在南大的事(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理事会对政府的妥协引起学生会的抗议,因为这无疑是决定了南洋大学最终走向变质的命运。陈六使也表示反对所达致的协议。政府对抗议行为采取了强硬的回应手法。

1964年6月21日李光耀在南洋大学的演讲里,重申政府要改革大学的决心,并再次表明要彻底铲除大学里的反政府份子。无疑的,李光耀预告了政府将以鉄腕政策来制伏南洋大学。回顾历史。李光耀确实预告了所有反对势力都得最终面对屈辱的下场。

1964年6月27日新加坡政府解散南大学生会。同一晚上10时过后,政府再度派千多名镇暴警察团团围住校园,逮捕51名学生,其中多数是学生领袖。政府事后在报上发表有关南大问题声明,并刻意渲染大学师生与学生会的政治色彩。

1964年6月29日与7月20日,南洋大学学生先后以绝食抗议与和平游行请愿,来反对政府使用暴力对付学生的不耻行为。对学生的要求政府不于回应。至此,学生的反抗力量终告瓦解。从此以后,新加坡再也沒有任何声音,可以反对人民行动党对南洋大学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

1964年7月1日,南大副校长庄竹林博士遂于请辞。此后,南洋大学校长人选悉由政府认定。回顾历史,民办南洋大学只有两名校长:潘囯渠和庄竹林。

1964年7月4日,南洋大学各地委员会代表,举行特别会议,通过接纳新加坡政府与理事会所签订协订。

1964年7月8日,第一届常务理事会临时会议,接受庄竹林辞呈,另组“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以商学院代院长刘孔贵教授为主席,并由一位代理校长署理校政,直至1969年初。同日,南大理事会代主席兼槟城南大委员会主席刘玉水先生辞退南洋大学本、兼各职。

1964年7月10日,南大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举行移交仪式,接受校长印信及各项重要文件,庄竹林旋即离开南洋大学。

1964年7月20日,南洋大学第二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上接受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及理事李俊承二先生辞职;并推选高德根担任理事会主席,陈期岳为副。

从此,南洋大学管理权正式易手。新加坡政府直接插手决策和管理,从而在根本上控制了南洋大学。

李光耀在这一年逮捕五十五名南大学生,开除一百零一名。他就是依靠这样的残暴手段才得以继续执政。如果是公平自由选举,他必定失败,而且,以他的罪行,早已常住监牢。

7、六犯云南园(65年11月22日)

(1)王赓武报告书

在李光耀所炮制的四份报告书中,《王赓武报告书》的祸害最大。

回看历史,李光耀在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的时候,已经清楚写明,几年后将有另一份报告书,因此,即使没有王赓武其人,也会有另一人帮助李光耀撰写报告书,只是因为王赓武刚好是李光耀的老朋友,这个责任就落在他的肩上,由他来当刽子手。

这份报告书的目的非常清楚,任何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就是先改变南洋大学的学制,再改变教学语言,然后与新加坡大学(就是原来的马来亚大学)合并。南大同学把这样的改变叫做“变质”。

由于李光耀是英国皇民,憎恨华人与华文教育,他一上台执政,南洋大学的命运就已无法改变,注定会被关闭。

维护南大的人对此,看得非常清楚。南大学生对此,也看得非常清楚,批判《王赓武报告书》已是无法避免的事,南大学生被进一步逼害,也是无法避免的事。

实施《王赓武报告书》是李光耀关闭南大最重要的一步,不可能容忍任何人反对。正因此,这第六次侵犯云南园,破坏力特别大。

南大学生原本只是就《王赓武报告书》提出书面反对,但校方不仅不接受,还向学生推荐报告书。李光耀借助《王赓武报告书》改变南大学制,目的是为了把南大和马大合并,这一点南大学生与舆论界都看得很清楚。因为这是李光耀的意旨,校方根本无法改变,也不可能不接受。这就引发学生罢课抗议。

校方只能听命于李光耀,大批开除学生,于是局势急转直下,一发不可收拾。

(2)大罢课

《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第十七篇(刊载于2000年12月23日《南洋商报》)中对南大学生反对王赓武报告书的抗争,有详细记录。被开除的南大学生中,有一部分加入劳工党。他们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来。这是非常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1965年1月,临委会聘请王赓武等7名学者组成一个课程审查委员会,以配合改制的需要。9月11日,王赓武报告书公布,正式建议南大建立新学制。这份报告书和以往的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同出一辙,不顾南大创办动机、时代背景和宗旨,大力推崇英文至上。

10月26日,南大10个学生团体:华文学会、历史学会、地理学会筹委会、教育学会、数学学会、物理学会、化学学会、生物学会、南大合唱团、戏剧学会等联合向南大当局提呈备忘录。备忘录对王赓武报告书意图改变南大性质的种种建议,给予揭露和批驳,并促请新加坡政府:(1)撤销有关报告书;(2)无条件资助南大;(3)承认南大学位;(4)给予大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权。

可是,南大当局不但没有重视备忘录的意见,反而由副校长黄应荣出面,多次召集学生讲解王赓武报告书,每次讲解都被问到语塞。

10月27日,校方在政府指示下,又一次开除85名学生。于是,南大学生便在28日召开大会,成立“反改制反迫害行动委员会”,并决定全校同学罢课抗议。罢课宣言“以最沉痛的心情、最大的愤慨、最坚定的决心,向一切关怀南大、热爱民族教育的人士庄严地宣布,为了反对南大被变质,为了反对行动党把南大变为它的党校,为了反对同学被迫害,为了维护南大和民族教育,从今天起,我们被迫正式罢课!”

宣言表示:“不管面临任何压力,不管面临任何牺牲,我们将继续斗争,一直到以下3点要求得到完满解决为止。(1)南大当局应听取公意,拒绝接受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2)任何有关南大改革,都应以不违背南大创校宗旨,不改变南大作为华文大学的本质为前提;(3)大学当局即刻无条件撤销开除85名同学的成命,并保证今后不再无理处罚任何同学。”

千人游行抗议

29日,千多名南大生在大坡游行抗议,翌日傍晚,镇暴队开进云南园。行动委员会领导同学尽皆潜入地下,警方无功而返。自此,罢课学生便组织纠察队,轮流守夜,以保护领导同学。警方撤出云南园后,在入口处检查出入车辆,社阵国会议员谢太宝等欲入校园了解罢课情况,竟然受挡驾。

11月13日晚上,罢课学生在学生楼举行大集会,社阵、27个校友会及30工团代表300多人绕道上山慰问,并表示支持。当晚,校友会成立“南大事件小组”,共策进行。可是,政府却于14日援引内安令,逮捕12名左翼工团及校友会主要领袖,紧接在20日,又援引社团法令,解散11间校友会组织。

11月20日,南大副校长颁布通知,订22日起照常上课。22日凌晨4时,行动党政府派遣20多辆红车,数百名镇暴队和便衣警探占领图书馆和文理商三院。早上7时许,寄宿生照常到新、旧餐厅用早餐,镇暴队巡逻队经过,用餐的学生一齐敲碗碟,以示抗议,不料却招致镇暴队进内抓人,秩序大乱。

警方派遣镇暴队到云南园,旨在制止纠察同学的活动,以及保证复课成功。他们没见识过大学生自修温课的情况,看到许多大学生手挟书包,不去教室,反而进入图书馆,以为他们都是罢课参与者,竟然派大队冲进图书馆,使用藤条鞭打在阅览室温习功课的学生。数百名学生在暴力之下,纷纷退出图书馆,在门口又遭到守门者痛打一顿。

从南大湖退进新餐厅,镇暴队员依然尾随而至,连正在用早餐的学生也遭受痛打。镇暴队的暴行,特别是对女同学动粗,引起全校同学的同仇敌忾,罢课人数直线上升。晚上,全校男寄宿生总动员,纷纷自动组成小队,利用有利地形,向巡逻的镇暴队员抛掷石头、玻璃樽,一有追兵就退回宿舍。“游击战”此起彼伏,通宵达旦,使驻军疲于奔命。

第2天,全校80%学生都自动罢课,警方的强迫上课行动彻底失败。同日,行委会发表《告社会人士书》,把军警在云南园种种暴行揭露无遗。

南大生这一场大罢课不单受到新加坡社阵、左翼工团及校友会的全力支持,马来亚劳工党及各州分部也都纷纷予以声援。被开除学籍的学生家长分别在南、北、中马3个地区举行联系会议,一致联名致函南大当局、南大理事会主席高德根以及南大委员会,要求收回开除成命。

12月1日,南大当局以教务会议名义发表《告同学书》承认罢课学生为南大儿女,爱校如家,教务会的讲师、教授们也表明愿与学生们共同维护华文教育,同时声明王赓武报告书并非绝对执行方案。

于是,行委会于12月5日在新餐厅召开同学大会,主席张发起、副主席林想权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在纠察同学护卫下主持大会。大会在群情激昂中通过7项重大决议,包括响应教务会议呼吁,议决由12月6日起暂时结束罢课行动;重申罢课3点最低要求,以及要求政府立刻无条件释放因罢课事件而被捕的同学等。

12月17日,行委会发表《暂时结束罢课告社会人士书》,公开信中指出,“我们已充份暴露王赓武报告书企图把南大沦为配角英文大学的恶毒阴谋。报告书中借以变质南大的荒谬言论已给广大同学一一驳斥而告破产;报告书中绞尽脑汁而精心设计的变质南大诡计也叫我们赤裸裸地揭穿!

“现在,全体南大师生及马新广大社会人士已清清楚楚地认清报告书的精神实质在于把人民创建起来的华文教育最高堡垒——南大,变质成英文大学。”

罢课历时39天

公开信也强调暂时结束罢课并不是意味着结束反改制反迫害的斗争,罢课只是捍卫南大、反对王赓武报告书的斗争形式之一。行动党政府推行的是英文至上教育政策,所谓平等对待四大源流教育的危机不但没解除,而且随时会趋向严重化。这场长达39天的大罢课是马新学生运动史上历时最久的斗争。

结束后,南大当局并没有收回开除成命,反而列出一些屈辱性的条件,大部份被开除的学生都不甘受辱,宁可放弃学业,其中约有20多人还加入劳工党,在槟、吉、雪、甲、柔等州分部活动。

这次大罢课不仅是南大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在世界大学教育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血腥事件。这以后,在李光耀的高压政策下,南大学生已难于再抗争,校园趋于平静,星加坡的华文教育逐步被消灭,学生运动完全寂然无声。

(3)血腥镇压

这次事件在十一月廿二日之后,情况更加恶化。在南大学生行动委员会针对军警再次蹂躏南大殴击学生流血事件,发表告社会人士书中,有详细记录(刊于《南大快讯》第一期)。

亲爱的社会人士:

行动党政府又一次用军警殴打、逮捕南大同学了。

廿辆红黑车、数百名特警再蹂躏南大

十一月廿二日凌晨四时左右,行动党政府派遣廿余辆红车、黑车、数百名镇暴队和警察及数不清的特务,把南大图书馆和文、理、商之学院紧紧包围,企图用武力来强迫同学上课,破坏南大同学为维护民族教育、捍卫南大而展开的大罢课。早晨七时过后,纠察同学分别集合在文、理、商三院,秩序良好。这时手执警棍、藤鞭的镇暴队即刻不分青红皂白驱散同学,不准同学留在各院内,并且还蛮不讲理的逮捕数位同学。

警棍藤鞭横飞 同学头破血流

同学被军警驱散之后,文、商两院同学被迫退出到南大湖边,静观军警暴行。理学院同学也进入图书馆进修,可是那些会说话的家伙还不肯罢休,在图书馆石阶前严阵以待,特务便乘机向同学拍照恐吓,企图强迫同学去上课。这种威胁恐吓失败后,那些家伙竟疯狂地冲进图书馆,挥起警棍、藤鞭逢人便打,用枪柄刺破阅览室大门,冲进室内殴击正在自修的同学。在三楼上的同学也同样遭到毒打,顿时图书馆秩序大乱。被狙击的同学纷纷退出图书馆,可恨兽兵与走狗,把守着大门,将退出大门的同学逐个痛打,无一幸免,有的深受内伤,有的被打到皮开肉绽,有的甚至被打到不能走动。那些没有理性的东西的野蛮行径顿时引起同学的不满和气愤,不约而同地喝起倒彩来,抗议军警的暴行,可是打人成性的家伙不仅没有收敛气焰,反而更加凶狠,冲向湖边的同学。同学见状心里固然气愤,但是为了避免冲突纷纷向旧餐厅退去。军警还步步紧逼,同学们便退进餐厅内。万料不到这时军警和特务乘机冲进餐厅内,挥起警棍毒打同学,用茶杯抛掷同学。正在餐厅内吃早点的同学也莫名其妙的惨遭痛打,一名女同学当场被抛中头破血流,即刻晕倒,另一名女同学的额角也被茶杯抛中而血流如注,更加使人气愤的是军警冲进厕所追击女同学,卑鄙残暴,令人发指!

爆发催泪弹 横蛮逮捕同学

学校当局就是用这样的高压血腥手段,要来强迫同学上课;军警、特务就是这样惨无人道的对付我们和平的同学。只要是人,谁能容忍?谁不气愤?在宿舍周围的同学目睹军警这种暴行,眼看自己亲爱的同学遭人毒打,便爆发出“机警滚蛋”的响亮口号,齐声驱逐军警。军警看到同学们的浩大声势,吓坏了胆,便不顾三七廿一连发几颗催泪弹。这时同学们还是保持高度警惕性,纷纷退进宿舍,避免发生事故。军警看到同学们的退让,以为同学们害怕,又向另外几座宿舍连发几颗催泪弹,同学们见状忍无可忍,就再喝倒彩。军警、特务便气势汹汹地冲进宿舍,又蛮横无理地逮捕了几位同学。

毒打学生 搜查住屋

南大校园遭受军警的蹂躏,校园外的同学也同样遇到军警的镇压。在南洋路与十五碑一带的同学的住屋也给军警包围搜查,同学被任意毒打,书籍和用具被翻倒的狼藉不堪,特务还带走了几位同学。附近居民对军警的骚扰与野蛮行径大表不满。到了晚上,军警还继续干扰宿舍,接连放射催泪弹,同学不堪毒气侵袭被迫走出房间,直到深夜尚不能安睡,宿舍安宁被破坏的丝毫不存。

谁能容忍行动党政府血腥暴行?

亲爱的社会人士,你们看看吧,这就是行动党政府在南大所干的勾当!这就是行动党政府所支持的“维持纪律”的真正面目!你们难道容忍反动政府这种血腥的暴行吗?你们难道忍心看到南大儿女被残酷的迫害吗?你们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行动党政府把南大沦为演兵场吗?不,我们相信广大社会人士是不会放过行动党的,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坚持罢课斗争卫南大

尽管学校当局和政府勾结在一起动用大批军警来镇压南大儿女,可是他们企图破坏这场正义斗争的阴谋失败了!南大儿女已经英勇的站起来了!行动党政府采取血腥镇压的手段,不仅没有办法强迫同学上课,反而更加引起我们的气愤,更加强我们继续罢课坚持斗争的决心。现在,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接同学们的三点最低要求:拒绝接纳王赓武报告书、收回开除八十五名同学的成命、撤出所有的军警、特务。军警镇压是无济于事的,只能使局面更加恶化而已。

行动起来 击垮发动政府阴谋

南大是星马人民的大学,不是行动党政府的私产,要保卫南大免于沦为行动党的党校,免于沦为英文大学,让所有热爱民族教育的广大社会人士行动起来,用实际行动击垮反动政府的阴谋吧!

南大学生反改制反迫害行动委员会启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廿三日

这次血腥镇压为世界大学教育史上前所未见。南大学生的流血牺牲十分惨烈。这些学生要是只顾个人的前途,绝不会愿意如此牺牲。他们完全是为了捍卫南大,为了捍卫民族教育,挺身而出,不畏强权,不怕牺牲。他们之中,有甚多都成绩优异,品学兼优。他们是南大的英才,是华文教育的骄傲。华文教育所要培养的就是他们这样的优秀学生,社会的栋梁。

南大快讯第三期(1965年12月1日)有一篇文章《从王邦文到易润堂》说:

在南大新图书馆奠基典礼上,教育部长王邦文一再强调:政府将不顾一切阻挠,决意实施王赓武报告书里的建议和计划。

王邦文是这么露骨地表明了阴谋改制南大、变质南大的蓝本。

王邦文就是邀请王赓武撰写报告书的人。“王赓武报告书里的建议和计划”,就是李光耀的意旨,所以“政府将不顾一切阻挠,决意实施”。

王赓武后来一直想撇清报告书和行动党的关系,完全徒然,越描越黑。《王赓武报告书》就是“阴谋改制南大、变质南大的蓝本”。

南大快讯第三期上也刊登星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暨工艺学院政治协会抗议军警殴打南大生的联合声明:

正当南大同学对于南大理事会与政府联络委员会所做的保证诚意表示怀疑而不顾代副校长的复课要求之际,警察又于十一月廿二日及廿三日接连被利用来对付南大学生,我们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

在廿二日的早上,警察被利用来强迫学生去上课,当学生拒绝时,警察就利用警棍殴击学生。正在餐厅用早餐的学生也被粗暴和无理的驱逐,而在图书馆读书的学生也受到同样的待遇。

当天,当局动用了二百多名镇暴警察队员及政治部人员,有许多学生被严重的殴伤。警棍胡乱的打在学生的身上,有些学生因膝部被殴而不能行动。他们也用武力对付某些职员和女学生。总之几乎全校园里的人都被警察殴打。

在这粗暴而惨无人道的行动之后,可笑的事情发生了。文化部的宣传车用扩音机对所发生的事件表示“歉意”,并说这完全是一项“错误”和“误会”,且催促同学去上课,被警方这种野蛮行动激怒了的学生向警方喝倒彩,而警察则向那些逃离警方魔爪的同学放射催泪弹。

当天晚上,当包围学生宿舍的警察被学生喝倒彩后,再向学生宿舍放射催泪弹,捣乱宿舍的安宁。

廿三日早上,警察及其他人员无理的冲入宿舍,强迫摄取所抓到的每一位学生的照片,他们也强迫学生去课室上课,这种行为,与报上所登载的校方文告所描画的和平景象恰恰相反。

警察被利用于对付学生的粗暴和不人道的举动是应该受到所有相信民主,维护正义的各界人士的严厉谴责。因此我们强烈的要求:

这篇声明中也记述李光耀指挥的军警“对付学生的粗暴和不人道的举动”。这样的残暴手段,既用来对付南洋大学的学生,也可以用来对付星大和工艺学院的学生。这篇声明不仅是抗议李光耀的血腥暴行,也是物伤其类,感同身受。

(4)不畏牺牲

十二月一日,南大教务会以发表了《师长告同学书》。

十二月六日,南大学生反改制反迫害行动委员会《答师长告同学书》说:

十二月一日教务会议发表《师长告同学书》,令我们欣慰的是师长们毫无疑义地承认同学“爱校如家”:承认同学最爱护南大。这是一反大学当局过去任意污衊同学,不敢面对现实的一贯作法。

就是这封告同学书,让学生决定停止罢课,事件得以解决。南大快讯第四期(1965年12月21日)中的《南大同学坚持斗争大罢课39天》文中说:

在行动委员会的主持下,同学们于十二月五日再度召开同学大会,大会最后通过以下七项决议案:

罢课停止了,事件得以解决,但同学的要求不可能实现。黄应荣不仅昏庸无能,也无实权。开除学生、逮捕学生都不是他决定的,而是李光耀的命令。没有得到李光耀同意,黄应荣什么也不能做。

罢课就像绝食一样,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对同学并不好。罢课影响同学的学业,绝食影响同学的身体,而李光耀并不关心。

南大同学绝食时,刘玉水先生从槟城赶来探望,劝同学不要绝食,因为他关心。他就像是同学的父亲一样。

李光耀心里只是想早日关闭南大而已。最终,他做了他想做的事:关闭南大,帮助英国人消灭华文教育,同化华人。他自己则为此遭受天谴,承受因果报应。

这次罢课在星马教育史上,以及学运史上,都有极大的意义。第四期《南大快讯》上的《星马学运史上新的一页:南大大罢课》一文中说:

南大同学为反对改制反对迫害而展开的罢课斗争爆发于一九六五年十月廿八日,而暂时结束于十二月六日,前后总共坚持三十九天。这是星马学运史上历时空前最久,而且最为成功的一次大罢课。无疑的,它已经在星马学运史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这次大罢课的确是空前绝后的一次学生运动。这之后,无法再有。李光耀完全控制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而中小学也都改为英文学校,牢牢控制。学生运动根本无法存在。社会也被李光耀牢牢控制,工会也都被控制,连工人运动都无法存在了。星加坡在李光耀统治下成为警察国家,死气沉沉,无论社会或个人,都完全冷漠绝缘。这样的社会对任何人都无益。李光耀唯一得到的是:为所欲为,毫无阻力。

南大快讯第一期(1965年11月6日)中,刊登署名包抗的同学写的一首诗《闪光的队伍——献给战斗中的同学》:

刁毒的《王赓武报告书》,
激起了冲天的红波;
华文教育的铁旗,
荡起了壮热的史歌。

是火山的欢笑,
是暴浪的豪语;
你山岗上的精壮部队,
你南大湖畔的战斗员!

是人民筑成的教育堡垒,
是堡垒锻炼出的倔强战士;
看疾风吹动你们的黑发,
看太阳映红你们的脸庞!

满地是猪猡、狐群和狗党,
云南园更有你们红烂的地火!
让狐狸,来践踏罢!
让财狼,来吞噬罢!

是恶毒的诡计!
是可耻的谎言!
是无耻的污蔑!
是野兽的咆哮!

催泪弹掩不了你们的眼,
警棍封不住你们的口,
铁靴断不了你们的路,
红车只加强你赤心的鲜红!

你南大的优秀儿女,
你华文教育的英勇战士,
你闪光的队伍,
你金光射在祖国黑的史幕上!

钢铁的心在闪光,
战斗的热泪在暴腾;
《王赓武报告书》太肮脏,
“华文教育”的旗帜在笑扬!

南大同学为捍卫南大而牺牲,为捍卫华文教育而牺牲。他们都是南大的优秀儿女。他们的事迹是“史歌”,他们是时代的灵魂。

8、七犯云南园(66年11月17日)

李光耀最后一次派军警侵犯云南园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控制南大,却无法控制南大学生。

有关南大这最后一次学潮,资料不多,幸亏有一些受逼害的同学参加马来亚劳工党,在《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第十九篇中记录这最后一次学潮的始末(刊于2000年12月25日《南洋商报》)。这是第一手资料,非常珍贵。

(1)颜面尽失

这一次学潮开始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九日,南大新图书馆落成当天。落成典礼由李光耀主持。这是在冷藏行动一年半后,李光耀再到云南园来。他当时必定是抱着前来宣示胜利的心态,所以应邀来观礼的人中,除了政府部长和社会贤达之外,还有各国使节,非常隆重。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南大同学就在这一天,在众多贵宾面前,向他示威抗议。这是《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第十九篇中的记录:

1966年是南大改制的第一年,4月25日开学,二、三、四年级照旧制课程上课,一年级新生就读新学位制的课程。85位去年被开除的南大生,有43位,包括前罢课行委会主席张发起被禁止进入新加坡;5月24日,陈锡九取代已故高德根,成为南大理事会第三任主席。

8月,新加坡政府实施大学入学准证条例,联邦及砂劳越报考生首当其冲;同月,南大理事会新领导层与行动党政府教育官员多次会谈后,终于同意修改南洋大学法案。

10月26日,1966年南洋大学修正法案在新加坡立法议会提出首读;29日,政府资助的新图书馆在校长岗上开幕,李光耀以总理身分主持这一项大典,受邀贵宾除政府部长、社会贤达,尚有各国使节,可谓冠盖云集。

学生上台辩论

关心南大命运的仅有的7个学生团体,在无法正常提呈意见书的情况下,被迫于这一天发动和平请愿。参加请愿的学生约有两、三百人,他们在仪式开始时,突然从观众席上走出场外集合,高举“反对修订南大法案”、“反对南大改制”等布条,同时高喊口号。

正在聆听李光耀演讲的贵宾都把注意力转移到请愿队伍上,台上的李光耀尴尬之余,一时“技痒”,竟当众向请愿的学生高声挑战,要他们派一名代表上台跟他辩论南大改制的问题。学生领袖之一、现语系三年级学生李万千在李光耀保证其人身安全之后,立即上台。

他呈递了学生请愿书之后,便接过麦克风滔滔不绝地痛诉行动党政府苦心孤诣、千方百计变质南大的过程,也谴责陈六使的公民权遭褫夺、逼走庄竹林校长、逮捕学生、开除学生、封禁南大学生会及学生团体、派军警进驻云南园破坏大学自主权及学术自由等不民主作风。

李光耀眼见形势不对,便借口超过时限,上前抢麦克风,可是,李万千表示事先议定每人讲15分钟的时限未到,两手抓紧麦克风,继续讲话;两人的对峙一度引起李光耀保安人员及随从的骚动。第二天的报章全文刊载李光耀的演词,对学生的请愿内容只字不提。同学们对李光耀的保证并无信心,当天便在大家的掩护下,李万千安全撤出校园;果然不出所料,事情一过,特务就到李万千的住所搜捕。

当时,南大学生在众多嘉宾与外国使节面前情愿示威,这让李光耀颜面尽失。领导同学示威的学生领袖李万千,毫无畏惧地接受李光耀的挑战,上台辩论南大问题。虽然他保证李万千的人身安全及不受对付,但那只是在嘉宾与外国使节面前无可奈何的承诺。他的话不能当真,残酷报复是难免的。当天,军警和特务就到李万千的住处搜捕,幸亏他及早逃脱,才免于遭受酷刑。

这是南大学生最后一次请愿示威,也是星加坡最后一次学生请愿示威。这以后,整个星加坡都在李光耀的魔掌之中。

(2)大军开入云南园

请愿十天后,又有一件大事。十一月九日,南大、新大、工艺及义安学院近千名学生在新大学生楼餐厅举行“全新学生行动阵线”成立大会。这是李光耀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几天后便派军警侵犯云南园,再度大逮捕。

十一月十七日,李光耀派军警占据云南园,逮捕学生,是否有学生受伤,不得而知。李光耀的惯例,被逮捕的政治犯均受毒打,只有少数例外,但却遭受更残酷的精神刑罚。这是《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第十九篇中的记录:

11月9日,南大、新大、工大及义安学院近千名学生在新大学生楼餐厅举行“全新学生行动阵线”成立大会,并发表宣言,争取全新学联获得注册、恢复大学自主与学术自由及恢复南大学生会的正常活动等。

11月上旬,南大学生“争取大学自主、维护学生权益行动委员会”两名委员:陈伟英和陈锦福被开除学籍,前者更遭人民行动党政府驱逐出境;14日晚上,行委会在新餐厅召开抗议大会,要求政府立即收回驱逐陈伟英的成命及收回开除二陈的成命,并立即恢复他们的学籍等。

第二天,校方立即开除60名学生,于是,南大学生便开展校史上最后一次罢课行动。就像去年一样,行动党政府也及时于17日派镇暴队占据云南园,并搜捕学生领袖,有9人不及避难而被捕。

由于近千大军压境,加上又有67名联邦和砂劳越学生领袖被驱逐出新加坡,罢课行动遂无法顺利开展。根据全新15个校友会于11月29日的联合声明所说,同一时期,李光耀政府“前后开除了113名南大生和81名义安学生,以及无理逮捕约150名大、中学生,又把67名南大生和4名新大生逐离新加坡”,可谓出手不留情。

这一次学潮的规模不大,但李光耀因没面子而无法忍受,被开除的南大学生达一百一十二人之多。以他残暴的本性,他对支持他的同志,尚且逼害,不知感恩,对那些反对他的人,更不可能“留情”。

(3)无畏强权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九日,李万千接受记者访问时回忆说(访谈摘要刊于2015年3月27日《当今大马》):

至于我会接受李光耀的挑战与他辩论,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之前就曾听说李光耀在工会及党内也常使用挑战辩论这一招,被挑战者或由于英语不行或怕他秋后算账,时常不敢接受挑战。这一次他重施故伎,同学们早有心理准备!

当时我正带领着同学们的抗争队伍,斗志昂扬地在数百名观礼嘉宾面前,向李光耀高喊口号,反对李光耀迫害同学和企图变质南大,加上我是念现语系的,英语还勉强可以应付,就立即决定上前应战。如果当时我有所犹疑,其他同学也肯定会挺身而出,不战而降的局面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当时同学们都是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武装自己!

辩论前,我要求他公开保证我的人身安全及不受对付,他在众多外国嘉宾面前,为了假装开明只好答应;但辩论过后,军警和特务立即到我住家追捕我,失败后就下逐客令——把我驱逐出境!最后,我是在朋友的掩护下,潜回马境。至今,我被禁止入境新加坡,已近半个世纪!可见李光耀是一位言而无信的人。

李万千不畏强权、不怕牺牲的精神,也就是先贤创办南洋大学的精神。这件事将长留于南大历史。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六年,被逮捕的南大学生超过四百人。这在世界大学教育史上,空前绝后。暴政猛于虎。

(三)无道之世

《论语季氏篇》云: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这是孔子说的话,意思是:天下有道的时候,老百姓不会议论国家政治。反过来说,老百姓天天议论政治的社会,必不是国泰民安。

南洋大学是老百姓办的大学,而自创办以来,老百姓的议论不断,就是因为遭受迫害不断之故。

《庄子让王篇》云:

非其义者,不受其禄;无道之世,不践其土。

意思是说,在上者施政不合道义,在下者不能接受其利禄;社会不合正道,则不能踏上其土地。李光耀把逮捕的马来亚学生驱逐出境,禁止入境,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愿意踏进李光耀的地盘,因为他无道。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云:

故国有道则仕,国无道则隐。

意思是说,志士处于有道之国,则愿意当官,国无道时就退隐。这句话也适用于南大。在李光耀强行控制南大后,陈六使先生退下了,刘玉水先生退下了,庄竹林校长退下了,许多老师也退下了,因为无法与李光耀狼狈为奸。

李光耀掌权后,凡是反对他的人,即使不自己退隐,也会因为遭受逼害而离开。

《孟子离娄篇》云:

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创办南大的人,任职于南大的人,都希望有所作为,帮助南大发展。可是,在李光耀的强权之下,只能唯唯诺诺,无法有做为,所以选择离开。南大是陈六使先生带领侨众创办的,为的是民族教育,培育年轻子弟,可是,在李光耀的无道之世,陈六使先生也只好离开退隐了。

1、陈六使辞职

一九六三年九月廿一日,星加坡举行选举,老百姓处于恐怖气氛之中,不敢投票给反对党,结果是李光耀继续执政。第二天,廿二日,李光耀宣布褫夺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理由是:

陈六使曾经积极和南洋大学的反国家共产党活动队伍合作,这群人以前是共产党控制的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的鼓动者。陈六使曾经公开地与大事叫嚣地干预这次选举,签署这些共产党以社阵候选人身份起草的声明,抨击政府。

李光耀给陈六使先生定罪,显然颠倒是非黑白。“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老百姓有权“抨击政府”,那是宪法赋予老百姓的权利,并非犯罪。要是李光耀有道,老百姓就自然不会“抨击政府”了。

从一九五五年起,李光耀就配合英国人,给受华文教育和维护华文教育的人,戴上“共产党”和“沙文主义”的帽子,任意迫害。陈六使先生为维护民族教育而创办南洋大学,准备为南大倾家荡产,奉献一切,却时时遭受攻击,更被褫夺公民权。

英国人在给星马自治时,原本不想给华人公民权,完全排除华人于政治权利之外。陈六使先生当时带动侨界极力争取,华人才因此得到公民权。可是李光耀却褫夺了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他比英国人更加凶狠。

三天后,九月廿五日,陈六使先生辞去南洋大学理会主席职务。从此,李光耀牢牢控制南大,越来越疯狂。他随时都可以派军警到云南园逮捕反对他的学生。处在这样的无道之世,陈六使先生不愿与李光耀同流合污,于是退隐。

2、庄竹林辞职

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李光耀发表《魏雅聆报告书》。庄竹林校长就在报告书发表前夕,临危受命,出任南洋大学校长。他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但却是李光耀最憎恨的人选。在李光耀的回忆录中,凡是提到庄竹林校长时,都特别冠以“亲共分子”。由于当时李光耀尚未控制南大,管理南大事务的仍是执委会,所以庄校长可以顺利就任,但注定不能长久。

在李光耀逼害南大的历史上,他最憎恨两个人:一个是陈六使先生,另一个便是庄竹林校长。庄校长临危受命,让李光耀暴怒,更加速控制南大的步伐,并进一步关闭。

邱新民在《庄竹林博士传》中对庄校长的贡献评论说:

庄竹林校长于1960年二月,就任新加坡南洋大学副校长,1964年七月八日辞职,年六十四岁。……

庄竹林博士在这种情形下,于1960年二月受执行委员会聘请为南洋大学副校长,负荷重担,面对的问题而艰于处理不言而喻。好在庄竹林博士有志于教育,对大学教育也是他的鹄的。南洋大学没有创办之前,他已有意办中正学院进而中正大学,所以聘请的教师许多是博士硕士及专家,就是为大学储备人才的预备工作,现在志己得酬,得失就在所不计了,尽力把大学办好,在任四年中,做的事情确也不少。

首先是主持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典礼,毕业生计四百二十七人,庄竹林校长为戴方帽子的学士,挑帽绥至左边,证明他们毕业了。……

其次,南洋大学花了一千多万元建筑的校舍,都陆续完成,而各方宾客以至出钱出力人士,中小学校师生,都到南大参观,也是一时之盛。第二届毕业考试,为求学术水准的提高,以符合报告书的要求,即采取校外委员考试制度,也是南洋大学的创举。1962年南洋大学为求学术水准得提高,以符合报告书的要求,调整各学院系。1962年南洋大学为英联邦大学联合会会员,又参加东南亚高等学府协会、国际大学协会、大学成人教育国际协会为各协会的会员,南洋大学与世界各大学产生密切的联系。1962年七月十四日依照南洋大学法,由新马十二州华人各推选一人,新加坡政府提名三人,南大校务会及毕业生同学会及学生各推选二人,组织首届理事会,正式成立,陈六使任主席,副校长庄竹林博士当然的代表。由是可知,庄竹林博士在任期间,怎样的把南洋大学大大的推向前进。他是尽力以赴了,惟使他耿耿于怀感到为难的,仍然是教学媒介语问题。……

牵一发而动全身,华校中学动,南洋大学也跟着动,南洋大学内使有派别的斗争,主要是学生自治与南洋大学学生联谊会的对立,二被针锋相对,庄博士夹在中间,感到左右为难,成了一无形的压力,他私下说,南洋大学是华文源流的大学,未来的南大因中学以英语文为教学媒介,或变成英文大学,违背了创校的宗旨,只有急流勇退让贤,便于1964年七月提出辞职,七月八日第一届常务理事会举行临时会议,接受副校长庄竹林博士辞职。他以愉快的心情步下行政大楼的阶梯。

这些评论的话很公允。庄竹林校长十分了解本地区华人办教育的艰难。陈六使先生倡议创办南大时,他参与创办工作。临危受命担任南大校长,更全心全意为南大工作,但是他无法避免遭受李光耀的政治欺压。

一九四二年,日据时期,庄竹林校长掌管中正中学,因学生中有参加抗日军者,他被日军拘捕,遭受酷刑。李光耀在日据时期帮日军收集情报,是当时社会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份子,为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圈服务,在华人眼中是汉奸。他必定知道庄竹林被捕的事。

一九五七年,因为中正中学学生反殖民地政府,庄竹林校长又被捕。当时,李光耀正与英国人相勾结,成为英国人属意的代理人,开始迫害华文教育。南大举行落成典礼时,庄竹林校长还在狱中。李光耀当然很清楚。

一年后,庄竹林校长就任时,李光耀必定恨之入骨,非置于死地不可。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日,冷藏行动,李光耀指挥军警再度侵犯云南园,大举逮捕南大学生,完全不把南大的主权放在眼里。

一九六三年九月廿六日,李光耀三度指挥军警侵犯云南园,血腥镇压学生,引起学生罢课抗议。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廿七日,李光耀四度指挥军警侵犯云南园,逮捕学生,但徒劳无功。

一九六四年六月廿七日,李光耀五度指挥军警侵犯云南园,血腥镇压学生,学生绝食抗争。

这些血迹斑斑的侵犯都在庄竹林校长任内,他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李光耀一步一步控制南大,并摧毁南大。庄竹林校长已无法在李光耀的控制下为南大有所为,又不能同流合污,只好辞职。

邱新民提到的“南洋大学内使有派别的斗争,主要是学生自治与南洋大学学生联谊会的对立”,并非主要的问题。当时校园里的确有这样的事。

南大学生为捍卫南大而抗争,纯粹是在维护民族教育,并非政治活动。学生会与各个系的学会主要的活动在于学术与康乐。当时,李光耀的内政部派遣许多职业学生到南大,并组织学生联谊会,与学生会及各个系的学会相对抗,把政治带进校园,制造事端。这些职业学生都是领薪水当学生的。他们纯为李光耀的政治服务,破坏校园的宁静。但这并不是庄竹林校长辞职的主要原因。

邱新民引述庄竹林校长私下对他说的话:“他私下说,南洋大学是华文源流的大学,未来的南大因中学以英语文为教学媒介,或变成英文大学,违背了创校的宗旨,只有急流勇退让贤。”这才是他辞职的主要原因。

李光耀为了控制南大,把南大变成英文大学,用军警血洗云南园。在这样的无道之世,正如《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所说:“故国有道则仕,国无道则隐。”只有辞职才能保留读书人的气节。

3、严元章辞职

严元章博士在到南大任教之前,是峇都巴辖华仁中学的校长。一九六〇年就任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1960-1963)。一九六一年起担任教育系教授兼系主任(1961-1966)。他的研究专长便是教育。从一九五一年起便在马来亚为华文教育服务,与林连玉先生一起维护华文教育。正因此,为殖民地政府所逼害。他到南大来任教时,受到两个限制,一个是永远不得进入马来亚,一个是不准离开星洲。

南洋大学为维护民族教育而创办,教育系是南大非常重要的系。维护民族教育使他成为英国人与李光耀的眼中钉。他在南大经历了最困难的时期。南大受到李光耀的百般逼害。《王赓武报告书》发表后,他不愿与王赓武和李光耀同流合污,便被逼离开了,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南大学生反改制反迫害行动委员会发表声明:《严元章博士是被逼走的》(刊于1965年12月21日《南大快讯》第四期)。以下是声明全文:

星马著名教育专家,华文教育老战士严元章博士今天离开星洲了。我们南大同学非常关注这件事。严博士离开星洲不仅是南大损失,更是星马垂危的华文教育的重大损失!

严博士的离开绝不是偶然的。几年前,严博士就曾经因为他敢为华文教育说话,不遗余力地争取华文教育的平等地位而遭受联合邦联盟政府的迫害,禁止他进入联合邦。自从严博士在南大任职以来,他始终拥护大学自主及学术自由的基本原则,为争取大学自主福利及学术研究自由而说话;他深刻的认识到南大教育系的存在与发展是促进华文教育不可缺少的机构,因此他不遗余力地扶持教育学系,而在他的主持之下,教育学系办得有声有色。但是,一些卑鄙的小人却不愿这发芽的种子成长,而把严博士看成眼中钉,处心积虑阴谋关闭教育系!那由政府当局一手搞出来的王赓武报告书正是明目张胆地主张关闭教育系的阴谋诡计!

严元章博士的离校,和陈六使,刘玉水正副主席的辞职一样,都是政府当局剥夺与蹂躏大学自主权和学术研究自由的一连串勾当。目前,凡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人士,没有不遭受到迫害,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严重事件。

严博士的离开星洲充分证明了他坚决反对王赓武报告书。他不忍心看到自己扶持起来的教育系被人宰割,更不忍心看到南大被人强制变质,他不屑与小人共事,他更不会与无耻之徒同流合污!

严博士对于星马华文教育的贡献是钜大的。他一贯坚持母语教育,站稳岗位,任劳任怨,抛弃个人利益,为华文教育贡献出他的精力,极力争取华文教育的平等地位,他的伟大贡献深深受到星马广大社会人士敬仰。他对华文教育的钜大功绩将永远与日月同在!严博士虽然离开了广大的同学,但是他那敢于说话的光辉榜样,却永远为人所敬仰,所学习!

我们同学愿意继承严博士的战斗精神,同心协力,保卫南大而战斗到底!这是我们同学给严博士最大的慰藉。

严元章博士的学问与品德都是南大同学所敬仰的,是良师,也是尊长。同学们对他的离开南大感到沉痛,尤其是在南大面临逼害,困难重重的时候。但是,严元章博士别无选择。

在严元章博士离开星洲前两天,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晚上,南大同学在旧餐厅举行了一个饯别茶会,向严元章博士道别。他在茶会上说出面对时艰时,内心极其沉痛的感受(见思松《不可压抑的意志 值得学习的榜样——饯别严元章博士茶会侧记》,刊于1966年1月14日《南大快讯》第五期)。:

严博士一开头便以坚定的口吻说:“……我的离开南大并不是偶然的,这念头早就在我心里酝酿多时了。在王赓武报告书草拟时,我便得知‘报告书’欲建议关闭南大教育系。我感到很痛心,因为教育学系由我一手扶办,而且它的存在对南大前途的发展有利而无一弊,为何有人欲置之于死地不可呢?‘报告书’起草诸委员,没有事先征询过有关教授的意见,以及踏实地衡量过教育系对南大的贡献,竟然粗暴地主张关闭教育系,这是非常不合理与不应该的。”

他接着说,王赓武报告书发表后,证实了几个月前他听到的消息。于是,他便对此发表一些意见,表示他个人的看法和主张。当时适逢教育学会正欲要请他讲演有关报告书的问题,他便一口应允了。然而,又有谁料到一个学术演讲会竟然会遭受到当局百般刁难与无理阻挠?他因此前后被当局调去问了好几次话,他们用尽种种卑劣的恐吓手段,不许发表意见,这使得他深深地觉得自己的尊严已被打击,他的内心是感到多么的耻辱与愤懑啊!

从一九六三年的冷藏行动开始,南大受到有计划的种种逼害。严元章博士一直忍着悲愤,但到了《王赓武报告书》发表时,他已无法忍受了,只好离开。

在谈到他为什么非辞职离开南大不可时,严博士指出,他本来有三条路可选择走:第一条路,是和同学们在一起积极展开反对王赓武报告书和维护南大的斗争;第二条路,是背叛良心,对王赓武报告书作妥协及与那班推行“报告书”不遗馀力的披着学者外衣的小人同流合污,做出伤天害理的事;第三条路,是辞职不干——走!

他说,他最后不得不选择后者。接着,他对此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说,走第一条路,对他来说比较不可能,因为他被视为一个外国人(他没有公民权)。如果他也和同学一样采取积极斗争方式的话,则统治者将采取种种方法对付他,使他不能进一步对民族教育问题做些什么。……

走第二条路嚒,比叫他去死还要难办得到。他说,除非他已不是一个人,否则,“与小人为谋”他是永远办不到的。他还说,也许有人认为他应留下来与教育系同学共挨三年。但是,这么一来,就等于他赞同王赓武报告书,也等于他愿意与那一流小人同流合污了。这是永远办不到的。

至于第三条路,也就是最后一条路,虽然,这并非最好之一条路,然而,目前对他来说是唯一可行的。他要通过他的辞职向有关方面表示最大抗议,从而进一步暴露当局对学者的迫害。

以当时的情况看来,他已非走不可了。他即使想留下来也不可能,李光耀必定把他逼走。

无道之世,容不下任何正直的人。他临走时留下一句让南大学生都记住的话:“好人是不会寂寞的。”

五、控制理事会

南洋大学是一间民办大学,不属于政府管辖。殖民地政府不能管南洋大学的事,但是又面对南洋大学造成的压力。唯一能够管制南洋大学的办法便是通过立法,赋予政府法律的权力。因此,在李光耀上台前夕,殖民地政府为李光耀量身定做《南洋大学法》,让他上台后,可以依法行事。

回看南洋大学的历史,政府如何控制南大,是南大问题的核心。李光耀为达到控制南大的目的而把南大问题政治化,就是通过政治打击南大以达到控制南大的目的,并一步一步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最后关闭。

控制南大,先得从控制南大理事会着手。理事会是南大的权力核心,掌管南大的发展方向。因此,李光耀也就从控制南大理事会开始向南大进攻。

(一)南大问题

李光耀在炮制《魏雅聆报告书》后,一再重申要尽快解决“南大问题”。

什么是“南大问题”?

为什么南大会有“问题”?

南大的“问题”又是什么?

李光耀所说的“南大问题”,在他心中其实只有一个:由谁控制南大?

由华人控制南大,南大就有“问题”,由他来控制,就没有“问题”。

南大是由华人创办的,一开始就在华人手中,由代表全体华人的执行委员会管理。在李光耀看来,这就是个“问题”。因此,在他上台执政之前,就已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便是由他来控制南洋大学。

南洋大学既然在华人手中,为什么又要给李光耀机会来干预?

南洋大学是民间创办的大学。中国人数千年来的教育,几乎都是由事业成功的商人办学回馈社会,教育下一代,代代相传,成为传统。南洋华人创办南洋大学,也是如此。

一般小学和中学规模较小,由一个或数个富有的商人创办,便能成事。大学的规模比一般中小学校要大得多,所需资金也更多,需要许多人集资方能成事。南洋大学就是这样创办起来的。

大学创办起来之后,主要的问题有两个:是不是有足够的资金,能不能提供合适的大学教育。

南洋大学是依靠众人捐款筹办的,资金不足是难免的,所以一开始便抱着节俭办学,惨淡经营的方针,不能像官办大学那样挥霍,但南大初创办时的规模却远比官办的马来亚大学为大,学生的素质跟马来亚大学的比起来,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资金不充裕,但南洋大学有非常好的教师。正如马大中文系主任贺光中教授所说(详见第八章):

无论东南亚各国,因人才缺乏,大学教授讲师往往以甫出校门之毕业生充任,不得与之比拟,即以中国论,除北京,中央,中山三大学,开办即拥有大批名教授外,其他大学,如洪煨莲君所服务之燕大,当创办伊始,原亦不过传教师数人惨淡经营,安得大批名教授,如今日之南大者。

靠着创办人与教授为理想而共同努力,南洋大学培养出非常出色的学生,毕业后,到欧美各大学深造,均有特出成绩,深受欢迎。前两届毕业生开拓的到海外大学深造之路,让后来的学弟踏着学长的脚印,顺利成长。

南洋大学是由华人创办的,这减轻了政府的负担,而政府的税收,几乎都来自华人,资助南洋大学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不肯资助便是失责。然而,李光耀并不这样想。南洋大学必须由他控制,才能得到政府的资助。

李光耀为打击南洋大学,恶意诽谤南大毕业生水准低,找不到工作。这话隐含的意思是:南洋大学颁授的学位不能得到政府承认,并且不能得到政府的资助。南洋大学如由他来控制,学生的水准也就没有“问题”,并且能得到政府的资助。他就以资助与承认学位为筹码,与南洋大学执委会谈判,进而干预并控制南大。

因此,南洋大学的“问题”就是要不要让李光耀控制的“问题”,只要让他控制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郑奋兴是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他在《郑奋兴讲南大故事》中的《南大成功何时始?》一节中回忆说:

1966年我第二次重回南大,那时新加坡政府根据《王赓武报告书》之建议接办南大,将南大改制。我很荣幸也很难得的能够回到母校服务。当时数学系主任靳宗岳教授年纪已大,他向大学推荐我做代系主任。1968年,南大学位正式被新加坡政府承认。

我想从这件事情讲起:1968年南大举行毕业典礼时,教育部长王邦文发表演讲之后正式宣布:

南大现在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政府决定承认南大学位。

当时我听了当然很高兴,因为南大校友被委屈了那么多年,现在由新加坡政府教育部长正式承认南大学位,当然值得高兴。但是我又很不舒服,有点啼笑皆非,那是什么原因呢?

王部长在说“南大已经很不错”,但是“很不错”所用的例子,全都是南大前一、二、三、四届的校友在社会的贡献,以及在外国拿高级学位。也就是说:新加坡政府正式承认南洋大学是一间好大学,并不是因为改制。那时改制后的的学生还没有毕业,而且改制后学生的表现还没有报告书来肯定。总的来说:南大过去一直被冤枉,无罪当有罪,有功当有过,现在由教育部长正式为早期的南大平反。

当时,甚至今日,很多人有一种错误印象:以为早期的南大办得很不好,新加坡政府接办之后,给了不少钱,改制之后就变好了,然后就成功了,学位就被政府承认了。实际上南大从第一届开始就是一所成功的大学。只不过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因素,特别是那个《白里斯葛报告书》,非常不公平的批判南大。要了解南大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南大从第一届开始就是一间成功的大学,并不是等到《王赓武报告书》,政府接办改制之后才成功的。

王邦文的话打了李光耀一巴掌。这也正好证明,李光耀所说的“南大问题”并不是什么学术水准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他为了控制南大,必须捏造学术问题来诬蔑南大,从而达到控制并最终关闭南大的目的。

王赓武对李光耀最大的贡献便是帮李光耀写了一份关闭南洋大学的计划书。

一九六六年,南洋大学实施《王赓武报告书》,采用新学制,即新加坡大学(原来的马来亚大学)所用的英国大学制度。从此,李光耀全面控制南大。两年后,一九六八年,王邦文宣布承认南大学位,而他所称赞的南洋大学毕业生,全都是初创校时的旧学制(美国大学制度)毕业生,王赓武所建议的“新学制”学生还没有毕业。这件事正可以反映出李光耀对南洋大学的恶毒意图。

英国人炮制的《南洋大学法》是为李光耀量身定做的。其中第十九条让李光耀可以依法干预南大理事会的组成。条文如下:

南大是由华人集资创办的独立大学,也就是私立大学。殖民地政府与自治政府都只要华人纳税,不愿赞助南大,也不愿承认南大的学位。按照英国大学的惯例,通过南洋大学法本是承认南大的大学地位与学位的步骤,实际并非如此。这份法例是为李光耀量身定做的。目的是让他上台执政后,可以用来干预南大行政,控制南大理事会。

这一条文明确规定,新加坡政府可以委派三名代表进入南大理事会。理事会是南大最高决策机关,决定南大的发展。政府派代表进入南大的决策中心,让政府有机会左右理事会的运作,影响南大的发展大局。

由于政府手中有大权,永远让个人担忧和害怕。当政府代表在理事会中提出的意见,必定让其他代表有所顾忌。政府代表可以因此发挥极大的影响力。最终便可以为所欲为。

这是大学法中的首次规定。李光耀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要的是全面控制理事会。因此,在他炮制《魏雅聆报告书》时,也同时修改《南洋大学法》,一再增加政府在理事会里的人数,一步一步控制理事会,不仅阻碍南大的发展,并最后把南大关闭。

南大学生会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廿九日《对南大问题谈判致南大理事会函》中说(刊于《南洋大学学生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常年工作报告及其他》57页):

最近政府当局又再提出重开谈判南大问题,但是,我们觉得政府对南大问题的谈判是完全缺乏诚意的,它只欲以此谈判为藉口达致全面控制南大、改组南大、改变南大民族大学之性质而为英文大学。

学生会领袖的观察入微,敏锐而正确。后来的发展正是如此。李光耀改组南大的目的就是通过控制理事会,进一步全面控制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并最后关闭。

南大学生会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三十日《对南大问题谈判致总理函》中也这么说(刊于《南洋大学学生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常年工作报告及其他》59页):

阁下曾于新近宣布重开南大问题之谈判。政府虽然声称平等对待四大源流教育,然而,时至今日,政府不但没有实现其诺言,反而变本加厉,摧残华文教育,从华校入学新生锐减,中学的改制及分文不支助南大,而一味拖延谈判,千方百计企图改组南大,控制南大,使南大变质,在在说明政府没有诚意兑现诺言。

历史的确如此。李光耀所说有关南大的好话,没有一句是真的。他的承诺没有一项兑现。不仅对南大如此,对老百姓也是如此,一味欺骗。只因为他手中有大权,有军警和枪炮,老百姓不敢出声,以免坐牢或被杀害。

(二)改革谈判

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李光耀炮制的《魏雅聆报告书》正式发布。他同时也修订《南洋大学法》,以便依法控制南洋大学。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委派代表与南洋大学执委会谈判(详见《政治风暴中的南洋大学》、《大学理事会的权力之争》、《后陈六使的大学理事会》、《李光耀操控南大校政历史纪实》,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在李光耀发布《魏雅聆报告书》及修订本《南洋大学法》两个星期后,二月廿三日,由教育部长率领的政府代表与陈六使先生率领的廿七名执委会代表会谈,解决李光耀的“南洋大学问题”。

一九六〇年五月四日,双方同意成立“特别联络委员会”继续商谈。

七月八日,特别联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没有结果。

十月十八日,特别联络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也没有结果。

十一月十九日,特别联络委员会的政府代表,发表致南大执委陈六使主席函,单方面对外公布商谈过程与内容。双方的分歧很大,不仅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南洋大学的办学宗旨。在南大执委会看来,这宗旨是南洋大学创办的缘由,是非常基本的原则,不能随意改变;在李光耀看来,这宗旨他完全不能接受,即使现在不改变,也要一步一步蚕食,最终取消。

在《魏雅聆报告书》的第八章第五十七节建议:

为使南洋大学能在修正的法令实施之前进行改组,我们建议代理副校长应立刻采取步骤组织一个临时理事会。这事最好是先和教育部与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磋商。这个临时与理事会一经成立,南大执行委员会与行政委员会应把它们所有权力移转给临时理事会,然后自行解散。其后临时理事会应设立老师遴选委员会并组织临时理事会。等到修正法令实施后,这些临时机构均应停止活动,因为这时正式组织的各机构均已次第成立了。

这一节建议非常清楚传达李光耀的意旨。《魏雅聆报告书》完成时,南洋大学法令还没修订完成。修订后的法令将授权李光耀彻底改变南洋大学的结构和办学宗旨。正如《大学理事会的权力之争》文中所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政府与大学执委会的基本矛盾,在于1959南洋大学法令下的有关理事会组织的条文己经变更。因为魏雅聆报告书的改组程序建议第二项是:南大执行委员会,教育部与代理副校长共同设立临时理事会。这是一个新的非常关键性组织,目的就是要处理理事会人数成员,议席分配与人选的决定。

魏雅聆报告书的改组程序建议第一项是:南大执行委员会与教育部磋商后,任命一名代理副校长。又按1959南洋大学法令,大学的重要职位任命,必须先要在宪报公布之后,职位方为合法委任。由此可见,政府正力图通过立法权力,强力加速夺取民办大学的经营管理权力。

1960年10月18日在总理署会议厅举行的第二次会议,有3项议程,主题是在其中第1与2项的有关大学改组与成立临时理事会;第3项是财务问题属配角议程,动机也无非是政府试图以津贴换取权力。

会议的第一个共识是,大学改革将会由大学临时理事会,根据魏雅聆报告书第9章的改组程序进行。这一共识明显表示,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己经对政府要求做出极大的让步。首先,接受成立大学临时理事会的建立。这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新建议,不在原法令条文之内。其次,接受按报告书建议的改组程序。这一作业的结果将会是削减大学执委的权力,同时却相对的加快增加官方代表的权力。

这个临时理事会是李光耀占领南洋大学的关键,一经成立,南大执行委员会与行政委员会应把它们所有权力移转给临时理事会,然后自行解散。这就等于是向执委会缴械。

大学由理事会管理本是很正常的事,关键在于组成的人选和比例。南大法令如何修订,完全由李光耀一人决定,南大执委会不得过问。修订法令一旦实施,临时理事会也就自行解散。这临时理事会实即是李光耀占领南大的跳板。

任何改革的基础都在于诚意与善意。任何没有诚意与善意的改革都是心怀不轨,包藏祸心。李光耀的本性邪恶,对南大从头到尾充满敌意。他的任何对南大的改革建议都是不善的,只是为了达到他自己和英国人的目的。这是双方难于达成协议的基本原因。双方最大的分歧在于临时理事会的组织。这是《大学理事会的权力之争》文中详细分析(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就临时理事会的组织,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的建议是:马来西亚联合邦11州各有1名代表,新加坡也有1名代表,所以总共有12席的临时理事会议席。政府代表基于这原本就是南洋大学创校的概念,表示能够同意并接受建议。

人民行动党政府代表也同样要求12席的临时理事会议常。理由是魏雅聆报告书原本只建议南洋大学执委4议席,如今增加到12议席,所以政府代表也必须增加到同样的议席。

政府的意图是当大学执委代表与政府代表同等权力后,那么,能够左右决策的权力中心就偏移到另外12名代表的身上。因此,谁有权委任这12名代表,谁就有效的掌握了临时理事会的决策权力。

这12名代表来自教授会,毕业同学会,社会贤达及教育界领袖。首先,教授与政府行政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外来教授的居留权是掌握在政府手上。其二,要成为社会名士,必须是受政府认同的人士,而同样的,也必然是认同政府之人士。明显的,权力中心的转移势必有利于政府。

政府代表以魏雅聆报告书的建议为准绳是显然的,因为这份报告书纯粹就是为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利益而量体裁衣。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大学赞助人代表是从报告书建议的4名增加到12名的说法是非常片面的,也具严重误导性。

根据1959南洋大学法令的理事会组织规定:政府派3名代表,大学赞助人派20名代表,校务委员会与毕业生同学会各派2名代表。因此,理事会总共有27名代表。

非常明显的,新建议使到政府代表从原来的3名,额外增加9名到12名代表,增加幅度高达300个百分点,是原人数的4倍。相反的,大学赞助人代表由原来的20名减少8名到12名代表,代表权势力实实在在的削减了40个百分点。

无可争议的,人民行动党是新建议的得益者,而南洋大学执委是新建议的受害者。这个道理是最浅显不过的,因为当权者必然是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打算。这是一个无庸质疑的确实状况。

联络委员会南洋大学代表就政府代表的原建议:大学代表12;政府代表12;教授会代表:4;毕业同学会代表:4;以及社会贤达4。反建议为:大学代表12;政府代表6;教授会代表:3;毕业同学会代表:3;以及社会贤达:3。

南洋大学代表的反建议也是对政府要求的一个大让步。因为政府代表从原法令下的3人代表,增加了一倍到6人代表。大学本身的代表则是从原法令下的20人代表,减少40个百分点到12人代表。

政府代表坚持维持提出的建议,所以不接受大学代表做出的让步。这其中的原由,可以从政府代表致陈六使主席的书信中看出:“南大的控制权还是照旧操在现在的南大执行委员会的手上……。”由此可见,政府是一定要操纵南洋大学的控制权,任何低于这个基本条件的建议,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说到底,南大改革的关键在于控制权。只要李光耀得到控制权,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后来的发展正是如此。李光耀时时高谈的学术水准,只是分散注意力的花招,恶意的诽谤,改革的借口。

李光耀的倒行逆施,对华文教育的迫害,违背了当初支持他上台的人的意愿,他因此陷入政治危机。这时,他和英国人忙于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借助马来人的力量来打击反对他的人,以便挽救他的政权。特别联络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也因此无法举行。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四日,南洋大学执委会依照原来的南洋大学法令,成立南洋大学首届理事会,由陈六使先生担任主席。

这第一届理事会的重大意义是,在李光耀控制南洋大学之前,大学的创办人按照创校宗旨,组织正式的理事会,取代了原来的执委会。

在这之前,一九六〇年二月,南大的创办人已按照自己的创校宗旨,委任庄竹林博士为正式的校长,取代了原来的行政委员会。

南洋大学原本可以从此健全发展,无奈始终无法避过李光耀的暴政,最终被关闭。

这第一届理事会的成员如下:新加坡代表九名,马来亚各州代表十二名,星加坡政府代表三名,教务会议代表两名,毕业生同学会代表两名,庄竹林校长是当然理事,一共二十九名理事,但因彭亨州尚未选出代表,实际是二十八名理事。名单如下:

新加坡委員会代表
陈六使先生、高德根先生、陈锡九先生、黃奕欢先生、李俊承先生、符致逢先生、刘六英先生、张梦生先生、黃开禄先生

雪兰莪州委員会代表
李延年先生
候补理事:张士元先生、溫典光先生

吉兰丹州委員会代表
李正严先生
候补理事:李增泰先生、符昭雄先生

霹靂州委員会代表
刘伯群先生
候补理事:白成根先生、曾智強先生

森美兰州委員会代表
戴良伴先生
候补理事:李致辭先生、莫琛先生

槟榔嶼委員会代表
刘玉水先生
候补理事:王景成先生、曾守忠先生

柔佛州委員会代表
黃树芬先生
候补理事:余金鑑先生、洪肇閃先生

马六甲州委員会代表
陈期岳先生
候补理事:李引卜先生、杨柳青先生

丁加奴州委員会代表
杜水淼先生

玻璃市州委員会代表
罗运通先生

吉打州委員会代表
锺文贤先生

彭亨州委員会代表
(尚未选出)

新加坡政府选派代表
孫一塵先生、陈晉先生、沈基文先生

副校長:庄竹林博士

教务会议代表
谢哲声教授、傅文楷教授

毕业生同学会代表
林健生先生、林世昌先生
候补理事:张清江先生、谢太宝先生

第一屆常务理事会由五个当然常务理事与四个常务理事组成。其中一位为毕业生同学代表。

主席:陈六使先生
副主席:刘玉水先生
校長(副校長):庄竹林博士
财政:高德根先生
秘书:谢哲声教授

以上为当然常务理事,另有常务理事四位:

傅文楷教授、黃奕欢先生、黃开禄先生、林健生先生

毕业生同学代表林健生和林世昌都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廿六日,被李光耀以内部安全法令逮捕;谢太宝则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年九日,被李光耀以内部安全法令逮捕。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李光耀在英国势力和马来人势力的掩护下,残暴打击华人政治力量与华人教育,南洋大学成为大力打击目标。

九月廿一日,新加坡举行大选。陈六使呼吁华人社会支持参选的南大毕业生。当时,各主要政党都有南大毕业生代表。人民行动党借助白色恐怖胜出。

第二天,廿二日,李光耀宣布遞夺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在这之前,李光耀撺掇殖民地政府褫夺潘国渠先生的公民权。为了打击南大,李光耀无所不用其极。

廿三日,李光耀派教育部长向南洋大学理事会理事说明,李光耀亟望从速解决南大问题。

再过两天,廿五日,陈六使先生辞去南大理事会主席职位。

由陈六使先生带领侨众创办并领导南洋大学的时代,至此结束。李光耀正式侵占南洋大学理事会,控制南洋大学。

从这个时候起,南洋大学遭受李光耀一波又一波的残暴打击,直至最后关闭。

接下来,双方仍需继续谈判,以便达成协议,让李光耀合法占领南洋大学。这是《后陈六使的大学理事会》文中的扼要分析(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1963年10月1日南大首届理事会举行临时会议,决定委派五名代表,刘玉水、高德根、黄奕欢、陈锡九、陈期岳处理大学与政府之间的问题。

1963年10月2日,南大理事会代表到总理署,恢复与政府代表进行洽商有关南洋大学问题。政府代表重申对南大政策,给予与新大同等的待遇,但“南大必须健全”,并一再保证政府无意改变南洋大学的教学媒介,因为南大是华文教育最高学府。

1963年10月3日学生会发表声明,要求新加坡政府无条件资助南洋大学,并承认南洋大学学位。与此同时,也号召全体学生进行罢课三天,以捍卫南洋大学的创校宗旨。学生会也表示期待大学新领导不会向政府妥协南洋大学的利益。

嗣后,南大理事会代表与政府代表继续举行多日会谈。1963年10月5日,双方达致初步协议,政府代表对理事会中代表人数,不再坚持占有12席,愿接受6席,而6个席位中,政府将维持3位当时理事人数,增加的另外3个席位,准备让马来西亚其他地区政府代表担任。这是因为时过境迁,在大逮捕后政府己经掌握了新加坡政局。

1963年10月7日,南洋大学千余名学生齐集新加坡政府大厦前,向代总理杜进才呈递请愿书,提出六点要求,包括放弃褫夺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释放逮捕南大理事会理事及同学;承认南大学位等等。学生的要求如石沉大海,政府不于回应。

1963年10月10日大学代表与政府进行第四轮谈判。会后政府代表表示双方对议题己达至共识。从这一天开始直到双方正式签约的约8个月时间内,大学校园内发生了不少的事故。基本上是一些亲政府学生进行对反政府学生的攻击,以进一步削弱校园内的维护华文教育的信念与决心。

事件经过了数个月的酝酿后。1964年5月24日李光耀在义安学院的演讲中宣布南洋大学问题己经解决。5月30日政府通知大学理事会将在6月5日举行最后一轮的会议,并预先告知政府对大学改组的条件。

1964年6月5日新加坡政府与理事会终于正式签订协议,并发表声明:“南洋大学一经改善,新加坡政府将给予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同等待遇,俾使南洋大学学生各项费用负担减轻,教职员待遇提高,一切设备更臻完善。”

新加坡政府也承诺:“正式承认南大学位,并将进一步说服马来西亚中央政府也予承认。”新加坡政府并保证,南洋大学继续以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

协议下的新理事会,将由28名理事组成,其中马新12州赞助人代表各1名,教授会代表包括副校长3名、毕业生同学会代表2名,社会贤达5名,政府代表6名。

理事会对政府的妥协引起学生会的抗议,因为这无疑是决定了南洋大学最终走向变质的命运。陈六使也表示反对所达致的协议。政府对抗议行为采取了强硬的回应手法。

1964年6月21日李光耀在南洋大学的演讲里,重申政府要改革大学的决心,并再次表明要彻底铲除大学里的反政府份子。无疑的,李光耀预告了政府将以鉄腕政策来制伏南洋大学。

在六月五日双方签署协议之前,五月廿四日,李光耀已在义安学院的演讲中宣布“南洋大学问题”己经解决。这是他正式宣布,他心中的“南洋大学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只要由他来控制南洋大学,问题便解决了。

南洋大学的最后关闭,完全是李光耀恶毒的政治意图的结果。爱护南洋大学的老百姓,十分无助,敢怒而不敢言。

在南大的历史上,敢于反对李光耀的只有南洋大学学生会,但也终于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廿七日,被李光耀关闭。从此以后,能够收拾李光耀的便只有上苍了。

(三)完全控制

一九六四年六月六日,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及南大理事会代表发表联合声明,主要内容是双方达成的六点协议:

这六项协议,让李光耀成功夺取南洋大学的管理权。从此,南洋大学更加多灾多难。

第一项“以《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及《南洋大学法》为蓝本,进行讨论改善事宜。”实就是按照马来亚大学的模式来“改善”南洋大学,以便最终合并。

第二项“南大经过改善后,新加坡政府将给予南大像新加坡大学同样的待遇。”这显然是说,在南洋大学按照马来亚大学的模式来“改善”之前,不会得到政府的资助。

第三项“南大经过改善后,必须成为一纯粹的学术机构,不应受任何政党政治或颠覆活动的左右或影响。”这是针对南洋大学学生会捍卫民族教育来说的。南洋大学一直都是纯粹的学术机构,不带政治色彩。南大学生会捍卫民族教育乃是天赋的自卫权利,不是政治活动,而且是因为受到李光耀的迫害而起的。把“政党政治”带进校园的,不是别人,正是李光耀。他在校内设立特务系统,派许多职业学生进入校园,依靠背后的政治势力,从事政党政治活动,目无尊长,无法无天。

第四项“新加坡政府再三保证继续以华文为南大的教学媒介语,政府以前已屡次作此保证”。他的确“屡次作此保证”,但没有一次是真的,全是无耻谰言。

第五项“经改善后,新加坡政府将承认南大学位”。这是明言南洋大学必须等到依照马来亚大学的模式“改善”后,才可能得到“承认”。到那个时候,就是王赓武报告书的时候,南大离开变质与关闭已经不远了。

第六项的代表人数,并不仅仅是人数而已,最重要的是人选。其中,“毕业生同学会代表二位”必定都是人民行动党的党员,至于“新加坡政府代表六位”与“社会贤达五位”则必定是支持李光耀的人,其中也难免有行动党的党员。这些党员和原来在校内的特务和职业学生组成一个控制网,李光耀正式依法把人民行动党的“政党政治”推入校园,肆无忌惮。

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与南大理事会代表达成六点协议后,李光耀完全控制南大,直到最后关闭。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日,南大成立第二届理事会。这是陈六使先生辞去理事会主席后的第一届理事会,由高德根先生担任主席,成员共二十八位:

新加坡、马来亚会員选派之理事:

高德根先生(新加坡)
李延年先生(雪兰莪)
黃树芬先生(柔佛)
刘伯群先生(霹靂)
曾守忠先生(槟榔嶼)
戴良伴先生(森美兰)
葉乐铃先生(吉兰丹)
陈期岳先生(马六甲)
锺文贤先生(吉打)
杜水淼先生(丁加奴)
罗运通先生(玻璃市)
黃金记先生(彭亨)
陈锡九先生、黃奕欢先生、符致逢先生、刘六英先生、张梦生先生、黃开祿先生

由各州委員会代表大会授权理事会主席、副主席选派理事八人,其中二人辞职,尚未补选。

新加坡政府选派理事

卢曜先生
陈晉先生
陈祝強先生

校長(代理副校長) 黃应荣博士

教务会议选派理事 许永绥教授、傅文楷教授

毕业生同学会选派理事 (尚未选派)

在新加坡政府选派的三位理事中,卢曜与陈祝強是代表李光耀控制理事会的酷吏,卢曜尤其重要。他后来被委为副校长,掌握南大的日常运作。

第二屆常务理事会共九人:

主席:高德根先生(1966年04月09日逝世)
陈锡九先生(1966年05月24日继任)
副主席:陈期岳先生
代理副校長:黃应荣博士
财政:黃奕欢先生
秘书:许永绥教授

以上为当然常务理事,另有常务理事四位:

卢曜先生、黃开禄先生、傅文楷先生、黃树芬先生

其中卢曜是帮助李光耀控制理事会的代表。另外,马来亚各州尚委派副理事二位,以便在理事未能出席会议时,代表出席。各州委派之第二屆理事会副理事如下:

雪兰莪州:张士元先生、蔡荣兴先生
柔佛州:余金鑑先生、蔡木火先生
霹靂州:白成根先生、黃健臣先生
槟榔嶼:(尚未选出)
森美兰州:李致辭先生、杜书荣先生
吉兰丹州:合成有限公司(马奇傑先生)、李增泰先生
马六甲州:李引卜先生、张雅山先生
吉打州:陈振昌先生、戴观阳先生
丁加奴州:陈德寿先生、林善通先生
玻璃市州:傳瑞业先生、黃仁标先生
彭亨州:顏中贤先生、杨元枫先生

这一届理事会中,尚有马来亚各州的代表。政府委派的代表则进入常务理事会。李光耀正一步一步蚕食南大理事会。

一九六五年,星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这给李光耀借口,完全取消马来亚各州代表席位。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九日成立的第三届理事会便完全没有了马来亚各州的代表,无视南大的创办宗旨。至此,李光耀完全控制南大理事会,全面控制南大,一步一步走向关闭。

(录自 2017年12月30日《新加坡文献馆》)



自强不息 力争上游

2018年1月2日首版 Created on January 2, 2018
2018年1月2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January 2, 2018